主持人:下面我们集中谈谈中西文学形成的不同原因。
李春青:这个原因太复杂了。古希腊神话为什么跟中国古代神话不一样?简单地说,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形成了一种追问真相的冲动,这种冲动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
而我们中国古人都不大去追问什么世界的真相。我们都是把这个世界和人本身联系在一起来看,凡是跟人有关系的,是人置身其中的,他就觉得有兴趣,就愿意去思考;与个人没有关系的,纯客观的东西,中国古人没有什么兴趣去追问。所以中国人的宇宙论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的生命和人的个体生命是一个统一体,人的个体生命通过努力去和宇宙的生命结合起来,促进宇宙生命的展开,这是中国人关心的。我们中国古人没有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没有那种对于纯客体的追问的兴趣,所以我们古代的文学始终都是或者功用,就是你说的,有它的功利目的,有政治目的;或者有个体的精神上的追求,趣味啊,个体的自由啊,个体心灵的满足啊,等等,中国古人不关心纯客观的东西,如社会的本质是什么啊,不追问这些。我觉得你要追问原因的话,那么中西方古代不同的思维模式,或者说他对世界不同的看法,这应该是一个原因,至少是两千年里面很重要的原因。
胡亚敏:我觉得西方始终抱着古希腊的科学观,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他们的认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可以言说的,是可以用概念表达出来的。但是中国古人对事物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我觉得是靠心领神会,“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说,他是一种拥抱,是对外物的俯察,用整个身心去体验的,所以中国讲理讲的是情理,把情放在前面。再一个我觉得中国的艺术传统,从“诗言志”开始,“志”就是一个人的心。为什么我们小说啊,戏剧啊,不像西方写得那么细微?为什么西方的叙述文学那么发达?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歌造成了一种写意体系,这个好像应该从《周易》开始吧,神与物游,风从火出,人在山中,由一个实体去想像一个虚体,是一种写意的艺术。而西方呢,主要是讲模仿、认知、认识,它是整个这样一个过程。
彭修银: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经历过从生理的快感到审美的精神享受的发展。但中西在这个方面是不同的。古代西方艺术家和美学思想家,很注重发现审美对象的超验性品格,而且将这个超验的品格与上帝联系起来。中国古代艺术家和美学思想家很注重于发现审美对象的经验功能,这个经验功能不是别的,而是人伦色彩非常浓重,与道德直接相连。一个是神学的附属品,一个是伦理学的附属品;一个为审美宗教化,一个为审美伦理化。另外,在审美活动中,古代西方注重审美活动中“美”与“真”的联系与相似性,把以艺术为核心的审美活动看成是追求真理;古代中国注重审美活动中“美”与“善”的关联与相似性,所以把以艺术为核心的审美活动看成是某种传播教化的功利行为。
从中西方艺术理论家对“什么是文学”的追问方式来谈。一般来讲,西方的追问方式是“文学是什么”决定“文学做什么”,中国追问方式往往是从“文学做什么”来回答“文学是什么”。这就说,一个是从文学的本体内容来考虑,一个是从文学的功能结构来考察。西方是以文学的本体内容来决定文学的功能结构。文学是什么,来决定文学是做什么。而中国一般用文学做什么,来解释文学是什么。赵教授的“限定时空言说”其实就是文学做什么来考察文学是什么。
主持人:说到中西文学差异的原因,要从中国文学的源头谈。一种文体言说的惯例,或者说言说的体式的确立,都有一个传统。中国文学的原点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能够追溯到原始宗教那里去。但是任何一种文体,它的言说的体式和惯例都是在西周或者春秋这个时代确立的。我们的词也好诗也好,论、赋也好,都是在这样一个礼乐政坛言说氛围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那些文体是因为政治,而不是因为人们表达情感而产生,它是用于政治的各种场合。后来我们的文体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虽然也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变异,但是它的变异不足以改变它的原有的那种主要的基因。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有些人说,诗源于原始社会的民谣民歌,但实际上歌和诗是有本质区别的。诗产生于先秦的政坛。赋产生于神坛的人神关系的言说,最早指贡献给朝廷的祭神物品。由于祭祀不仅要将这些物品即贡献给神灵的“赋”铺排陈列,而且必须由祭祀的主持者将这些陈列的物品之“赋”用话语向神灵一一列举,于是便有了赋这一文体。诗为在“寺”之言,就是“言”字旁加一个“寺”。那么“寺”是什么?“寺”最早是指神坛,然后发展成为“明堂”,明堂是集居住、行政和宗教于一体的周天子的宫殿这么一个场所。后来“寺”发展成为官府的名称,如卫尉寺、侍中寺、黄门北寺。最初《说文》里面解释这个“寺”为“有法度者”。为什么叫“法度者”?就是因为它是政坛用来发布法令的。可见,诗最早是政坛用于政治的产物,或者用以向君主进谏的工具。先秦的文坛实际上隐含于政坛和神坛之中。先秦的神坛就有很强的政治性,是由统治阶级把持的,而政坛就更不用说了。
胡亚敏:那乐府诗呢?
主持人:乐府诗也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为什么叫乐府诗呢?乐府实际上是官府设定的一个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立,是先秦采诗、献诗以观民风而用于政治的继续。先秦已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先秦政坛的言说形成了中国文体的重要的功能。它表现什么,写什么,这个传统已经形成了。
陈文新:我想,中西文学之间存在重要差异,一定有其复杂原因。我的一个可能不正确的印象是:中西之间的文体类型,相互之间不能重合的地方甚多;而对社会、自然和个人感情的态度,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有时侯,一件小事就可以导致重要的后果,这些微妙的差异是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的。
三
主持人:近些年来我总有一种感觉,中国文学的研究很多时候是一种西方文学理论的诠释。中国古代将诗、词、文、赋、小说、戏曲都称为“文”,或“文章”。上个世纪初,西方的“文学”概念引入中国以后,人们开始以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诠释中国的诗、词、歌、赋、小说和戏曲等。在大家的观念里,中国的诗、词、文、赋、小说、戏曲与西方的“文学”好像是等同起来了。但问题在于西方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一点是学界普遍认同的。文学作为文化的结晶,它自然也应该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
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毫无疑问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着积极作用。但民族之间文化是异质异构的,文学为文化精神的凝聚,各民族的文学也就不可能同构而同质。中国文学产生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环境之中,为中华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环境所规定,是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如果以异质异构的西方文学话语来规范中国文学,我们就免不了削中国文学之“足”,去适西方文学基本理论之“履”。这种在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视域中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就必然被西方文学理论话语“文学”化而沦为西方文学理论的注脚,从而失去“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和自性。因而,我们研究“中学”必须要有“中国视角”,从“中学”产生、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他的本质、特征。
胡亚敏:我在湖北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提出了一个词――“趋同性焦虑”,这是我这几年的深切感受。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差异,而是要警惕趋同性。从世界文化进程看,趋同性绝不是一种很好的文化生态,社会的健康发展是需要差异性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研究西方文论,总觉得西方的理论很精彩,现在回过头来,发现中国也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中国和西方都有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载体。我们有责任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新的融合和发展。
彭修银:目前,我们的文学批评话语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西方的文学理论资源,如果运用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建立一套文学理论话语系统,不仅可以很好地来言说中国文学的事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的写作模式。所以,我认为赵教授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东西,我想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
本次访谈得到中南民族大学的大力协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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