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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妈死的时候,堂哥堂嫂正在千里之外的某处建筑工地上忙碌着。堂哥做瓦工,堂嫂帮厨,两人一起在这里一干干了好多年。电话是我家的堂侄打过去的。淮河两岸的人家说上年岁的人死不说死,说老。侄儿在电话里说,我奶老了。我大妈身子骨硬朗朗的,怎么说一声老就老了呢?堂哥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心里一惊慌,两眼泉满泪,连忙问,你奶是怎么老的?侄儿说,昨天晚上我奶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有说有笑的,吃下半块发面馍,喝下一大碗面条子,一夜睡过来就凉在床上了。我大妈有血压高病,一直吃着药。堂哥说,八成是脑溢血。堂侄说,王麻子也是这么说的。王麻子在村子里开一家小诊所,是个半懂不懂的乡村医生。堂哥平稳平稳情绪,一五一十地交代一些急需办理的事情,最后跟堂侄说,你在家候着,我跟你娘半夜里到家。
下午有一趟两点半钟的火车,晚上九点钟到老家车站,打一辆车子正好半夜里赶到家。
接过电话,堂哥赶紧从脚手架上爬下身,去伙房里找见堂嫂,吩咐她回宿舍拾掇一下,他去火车站买车票。火车站不算远,先去买票,回头吃罢晌午饭再去赶车来得及。堂嫂先是呆愣愣地听着堂哥说话,像是听着一桩别人家发生的事情,落后明白过来,“哇啦”一声哭起来。见着堂嫂哭,堂哥跟着也想哭。堂哥是男人,不能随便哭,更不能当着众人哭。堂哥制止说,要哭回家哭,在这哭什么?堂嫂“咯噔”噤住声,一股悲伤沉在肚子里。堂哥甩下堂嫂,离开工地,硬撅撅地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过去。
堂哥没有直接去火车站,而是找一处背静的地场,一个人敞敞亮亮地哭一气,心里哭利落,头脑哭明晓,还是不去火车站,转身回工地上找老板。可以说在这么前后半个小时里,堂哥心理发生很大改变,觉得自己一瞬间苍老起来,头发一根一根地变白,皱纹一条一条地刻深,两条腿走路摇摇晃晃的,像是站都站不稳当了。其实道理很简单,我大妈活着一天,堂哥就是一个孩子,岁数再大也是一个儿子的角色。我大妈一死,堂哥角色的天平直转急下,现在只能是一个女人的男人,两个儿子、两个媳妇的父亲,一个孙子、一个孙女的爹爹(我们这里人家喊爷爷为爹爹)。堂哥角色的天平倾斜、失衡、坍塌,也就自然而然地苍老起来了。实际上堂哥这一年虚岁才五十五岁,在建筑工地上是个拿钱最多的大工子。堂哥找见工地老板,就是要辞去工作,就是要算清工资,今后不再外出打工了。
工地老板的一双眼睛睁多大,不相信,说曹大树,你可得想清楚了才说话,眼下全世界闹金融风波,找一份向心的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曹大树是堂哥的名字。堂哥说,我想清楚了,从今往后不会再外出打工了。
说起来堂哥堂嫂算是村里头一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那时候土地承包开没几年,村里人家嘴里有粮食吃,手上却没钱花。一家一户吃粮指靠着土地,花钱指靠着土地。粮食收是收不少,可余粮拉集市上卖不值钱。你家有余粮,我家有余粮,家家有余粮,家家卖余粮,余粮还值什么价钱呢。正好那一年开始有村人往城市跑。堂哥跟堂嫂说,我俩也走吧,看来农村人指靠城市人过日子是一个大趋势,就像解放前佃户指靠地主过日子是一个道理。那时候我大爷还活着,一副雄壮壮的样子说,你俩放心地走吧,几亩地我一个人做得了。我大妈也说,两个孩子丢给我保证少不下一根手指头。
堂哥堂嫂跟前是两个男孩,那一年大的是十岁,小的才八岁。
就是从这一年起,堂哥堂嫂年年外出去打工,一打打了二十多个年头呀。这期间,一家人的油盐花销钱是他俩打工挣回来的;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钱是他俩打工挣回来的;两个孩子成亲钱是他俩打工挣回来的;家里盖楼房钱是他俩打工挣回来的;我大爷生病住院、殡葬我大爷钱是他俩打工挣回来的。堂哥堂嫂在外面奔波劳累这些年,认证这么一条死理,下一代人不能没文化,就是外出去打工,也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没文化,缺技能,光靠一股笨力气,外出打工也挣不着钱――这就是堂哥堂嫂外出打工二十余年总结出来的血泪教训。堂哥堂嫂在外面一年一年拼上命地挣钱,把两个孩子送到镇子上读初中――村里只有小学校,送到县城里读高中,最终两个孩子还是没能把自己送进大学里。两个孩子在县城高中花费这么多钱、使用这么大力,没得到“正果”。要说遗憾的话,这一点便是堂哥堂嫂的遗憾。要说欣慰的话,这一点也是堂哥堂嫂的欣慰。两个孩子在县城读三年高中,毕竟学了文化,毕竟开了眼界,毕竟认识了一大帮同学。大孩子高中毕业后,靠着同学关系进一家建筑队,算是子承父业。爷俩不同的是,堂哥手拿瓦刀一天天砌砖,大孩子手拿铅笔一天天做工程预算。二孩子更利落,高中谈一个对象,女孩子家就在县城开店做服装生意,他高中毕业后直接跟对象两人把店面接过来,不是夫妻就开起夫妻店。两个孩子在县城这么把自己安插好,自然最省心、最省事,堂哥堂嫂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像是比两个孩子考上大学还要好。县城离家不足十里路,两个孩子住家里,一早一晚骑着摩托车,屁股一磨就到了。按照理说,两个孩子成家后,堂哥堂嫂就不需要外出打工了,可一年一年他俩照常外出,一年不落。堂哥说,往后挣钱就留我俩养老用。堂嫂点头说,自己手里有钱自己花心安。
其实堂哥堂嫂这么说话是迫不得已的。他们俩清楚自己不属于任何一座城市,也没有一座城市属于他们俩,早一天迟一天都会从城市回来家。两人外出打工这件事靠一种惯性往前推动着,直到我大妈死的这一天。
我大妈是农历十月里死的,五七过去,紧接着就过年。按照此地习俗,丧期人家三年不贴门对,不放炮仗。这样一来,堂哥堂嫂家过的就是一个悲伤而冷寂的春节。大年一过,两个儿子、两个媳妇就去县城各忙各的活路。我大妈活着承揽下来的一大摊家务活,现在一把落在堂嫂的手上,早早晚晚烧一大家子的饭食,看着大孩子跟前的一个孙女,看着二孩子跟前的一个孙子,还有就是洗呀涮呀的零碎活。堂哥却一屁股跌坐在空闲里,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或者说什么事情能够适合自己做,一时半刻的两手空空真是抓不着。家里有几亩地,正月天不种不收的,不到忙碌的时候。即使到了种、到了收,眼下都是机械化,花上一点钱,也忙不到哪里去。
这一天,堂哥拉线、挖土、搬砖、和泥,在院子里砌起一堵墙。堂嫂问,你这是干什么呀?堂哥说,我琢磨着砌一个牛棚,赶明养两头牛。堂嫂说,在院子里养牛又臊又臭的,孩子们能同意?一个院落里,坐北向南是一座两层楼房,底层四间住着大儿子一家,顶层四间住着二儿子一家,西半边南北有三间瓦房,两间做锅屋,一间住人。我大妈活着时她住,现在堂哥堂嫂住。堂嫂这么一说道,堂哥心里没了底,停下手。院落里打着水泥地,光光溜溜的,污染上牛尿牛屎的像是有那么一点不合适。堂哥想一想,“丁丁当当”的把一套砌墙工具转移到院墙东边去。堂嫂还是问,你这又是干什么呀?堂哥说,我不能在院子里养牛,我在院墙外面养猪?养牛养在院墙外面不安全,猪跟牛不一样,牛老实,猪不老实,夜里有人来惊扰,它能喊破半个天。堂嫂说,你就在家先安心静气地歇几天,赶明春暖花开天你去菜园地种菜,省得天天上集买着吃。这几年我大妈年岁大,种菜种不动,菜园地荒那里,孩子们没空闲种菜,也不愿种菜,现在家里过日子除去吃粮食,其他全靠花钱买,跟城里人家没二样。堂哥“丁丁当当”的依旧摆弄着砖头砌墙。堂嫂没再言语,心里话:我看你能把猪养起来。堂哥上午忙半天,下午忙半天,挨傍晚结束手中活,搭建的比猪圈还要小。堂嫂忍不住还是问,这么小能养猪?堂哥说,我养鸭,我养鹅。这里紧挨着一口水塘,确实是一处养鸭养鹅的好地场。堂嫂笑一笑没再说话,知道这是堂哥闲得心慌没事找事干。
太阳一天一天亮堂,天气一天一天暖和。这天堂哥吃罢早清饭,扛上一把锄头说是要到庄稼地里看一看。堂嫂说,你去看你的,不要忘记晌午回头吃饭就照了。这里村人喜欢说照、照、照。“照”就是“行”的意思。堂哥回答说一声,照!抬脚就走了。
这是半亩河滩地,面临淮河,不远是一处渡口码头。堂哥到地里,不去锄麦子,一直望着往往返返的渡船。渡口往南二十里有一个火车站,从那里乘坐火车就能抵达全国各地的城市。二十多年前,堂哥领着堂嫂就是从这里过河,从火车站乘坐火车开始去外地打工,此后每年腊月底回头,年初里再走。家里有老人、孩子牵挂着,打工的路再远,挣回的钱再少,都要急赶慢赶往家赶。一年中一家老小在一起过一个团圆年最重要。那是一种生命的滋味,更是一种人生的责任与义务。现在好了,不用再外出打工了,不用再奔波劳作了。这样一来,日子空落,闲散无着,却无滋无味了。堂哥知道自己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要有一个软着陆的地方。可一天两天的就是适应不了,就是找不见一个软着陆的地方。
堂哥慌慌地举起锄,狠劲地刨下去,一根杂草不伤着,却把一大片麦子连根扒出来。
堂哥最先找大孩子谈话。大孩子在建筑公司里算是一个部门负责人,能在老板面前递上话,村里有几个人就是奔着他去的。堂哥直接跟大孩子说他想去他们公司干活,想让大孩子跟他们老板说一说。大孩子没想到堂哥会说这种话,愣一愣神说,我同意你去我们公司干活,我娘都不会同意的。堂哥说,你不要先跟你娘说,候事情办好我来说。大孩子想一想改口说,就算我娘同意,你这么大岁数,我们老板也不会收。堂哥有点不高兴地说,你都没去问一声,怎么知道会不要我?大孩子说,去年公司规定的,五十岁朝上的一个都不收。堂哥说,我跟别人一样吗,不说我是你老子,就说我在外面干这么多年瓦工,盖起来的大楼哪座不比你们盖的高,盖的气派。大孩子说,你这话跟我说没有用,我们老板就是这么规定的。
堂哥知道大孩子这是有意阻拦他。
堂哥找二孩子谈话。二孩子两口子开服装店,一天一天往红火里发展。两人忙不过来,雇佣一个小姑娘,白天帮着卖东西,晚上帮着看店。堂哥让二孩子辞掉小姑娘,他过去帮忙,并声明说不要一分钱工钱,算一名义务工。二孩子同样回绝掉堂哥,说我们店里主要卖女人的内衣,你说你怎么帮这个忙?堂哥翻脸说,女人的衣服我不能卖,你就能卖啦?二孩子说,我也不能卖,我只负责进一进货、送一送货什么的。
堂哥跟两个孩子都弄僵掉了。堂嫂劝说堂哥,你真要想养牛,就在我俩睡觉的这间房屋里养。堂哥问,牛尿牛屎不往院子里流啦?堂嫂说,从后墙打开一道门,不就避开院子啦?堂哥说,我不想养牛。堂嫂问,那你就养猪、养鸭、养鹅,你想养什么就养什么,省得你一天天在家闲的心发慌。堂哥说,我什么都不想养。堂嫂说,那你就去菜园地种菜。堂哥说,我也不想种菜。堂嫂长叹一口气说,那你就天天在家怄气吧。堂哥说,我也不想在家怄气,明天我就去大毛家。
大毛是我的小名。隔天一大早,堂哥就来我家。上述这些情况就是堂哥跟我说道的。
我们堂兄弟不算多。父亲兄弟四人。大爷家就堂哥一个男孩子。二大爷家一个闺女。四叔家三个男孩子。父亲排行老三,我家兄弟两人。我们这一辈子堂兄弟一共六个人。在堂兄弟中间,我与堂哥年岁相挨得最近,显得最亲。每年春节过后,堂哥外出打工临上火车前都要来我家坐一坐、看一看,说上一阵子闲话。我家住在城里,离火车站很近。堂哥从来不麻烦我帮他买火车票,他说好买的很。其实我知道堂哥要提前好多天,排上半天队才能买着预售票。堂哥来我家常常是单独一个人,让堂嫂在火车站看着随身带着的东西。不管我怎么劝说,堂哥都不会在我家吃饭,说是赶火车要紧,说是在我家吃饭肯定要耽搁火车。前后好多年,年年堂哥都这样。堂哥就是这么一个自尊自怜的人。
这一次,堂哥依旧不愿在我家吃饭,只想把肚子里的话跟我说一说。什么两个孩子不是他带大的,现在一个院子里过日子彼此间显得很生分,一天天没什么话可说,说话说不到一块去就吵话;什么二十多年不种地,现在回家种地提不起来精神,种庄稼不赚钱不说,几亩庄稼也没什么好种的;什么城市里呆久了,回家冷寂寂的不习惯,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实,不知道这日子该怎样往下过。堂哥说,我思来想去好多天,这些年外出打工还能打错了?我问堂哥,你回家不习惯,难道堂嫂就习惯了?堂哥说,她还不是跟我一个样,整天在家愣神,手不听脑子使唤,拿东忘西的,只不过她不愿胡乱说道罢了。
堂哥提出的这些人生困惑,我能听明白,我能理解,我却没办法替他解决。
先是二孩子提出搬县城去住。理由是孩子秋天开学要上小学,现在去县城先读一读学前班。堂哥家的两个孩子,大孩子比二孩子大两岁,二孩子比大孩子结婚早,现在反过头来,二孩子跟前的孩子比大孩子跟前的孩子大两岁。村子里有小学,二孩子嫌不好,不愿让孩子在村里上。堂嫂问,你们一家人去县城住哪里,租房屋住不是又得一笔钱?二孩子指一指二媳妇说,住她家,她家有现成的空房屋。堂哥看出二孩子是存心想搬走,孩子上小学只是一个借口罢了。堂哥跟堂嫂说,谁想走谁走,你少烧饭,少带孩子,落个清闲不快活吗?堂嫂手抹眼泪说,一个家七零八落的哪里还像一个家。
二孩子搬走,大孩子也跟着动心。大孩子早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屋,这些天明里暗里地装修起来。堂哥跟大孩子说,你们兄弟俩没能上大学,自己不吃不喝都得让下一辈子人上大学,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县城学校好,孩子上小学就得去县城上。堂哥主动要替大孩子分担事情,愿意去县城看着装修队。建筑、装修是一家,堂哥干一辈子建筑,算是半个装修内行吧。大孩子就同意了。
堂哥渐渐地想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两个孩子去县城居住是早迟的事情。这跟我大妈死没有多少关系,也跟他们爷们说不到一块去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时代的大趋势,这是时代的必然性。
大孩子在县城的房屋面积大,上下两层,跃层结构。大孩子说,我大(爸)我娘,你们去县城跟我们一起住吧?不管大孩子说的是客气话,还是真心话,堂哥都是一摆手就拒绝了。堂哥说,我跟你娘还不老,还没到要你们养活的时候。
两个孩子搬走,一个家冷清出来。堂嫂看着堂哥,堂哥看着堂嫂,像是跌进一个黑洞洞的虚空里。堂哥说,他们走,我俩也走。堂嫂说,我俩去哪里?堂哥说,我俩进城去打工。
堂哥堂嫂这一次进城打工与二十年前不同。那时候是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多挣钱,去哪里、干什么都不在乎。现在是为了自身,挣钱多、挣钱少倒在其次了。他俩的目标十分明确,在家近的这座城市,找一件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看大门、看场地、看仓库什么的最合适。堂哥堂嫂活了大半辈子,现在头一次为自己活,头一次为自己去打工。
走出家门往南,就是一溜河堤;走上河堤往南,就是一条淮河;渡过淮河往南,就是他俩要去的城市。此时此刻,天空晴朗,太阳高悬,这座城市却在遥远处虚幻着,缥缈着……
插图:郭红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