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地区政治革命事件所设立的首个法定纪念日,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顾西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有几个重大历史事件
首先是公元七世纪初,具有远见卓识的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他为了民族的繁荣兴盛,实行面向天下的开放政策,特别是吸收唐朝以及西域、中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文明,促成了今天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进步。
第二个重大历史转折点是公元十三世纪,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统领下逐渐强盛,以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为首的西藏上层领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归顺了元朝的蒙古族政权,从而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西藏正式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管辖的一个区域。
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西藏又出现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
一个是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从此,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侵略和羁绊,并由此回到了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中。
最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是1959年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的反动立场,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在拉萨发动了反对改革、背叛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下令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从此,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打碎了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农权制度,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了主人。西藏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跃而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作为一个曾参与过这段伟大历史进程的亲历者,我在那个时期所目睹的情景是令人永生难忘的。1952年,当我以新中国成立后派往西藏的第一个综合性、多学科科考队队员的身份进到西藏时,虽然“十七条协议”签订后,那里已经和平解放了,但整个西藏社会仍为三大封建领主所统治,处在一种政治黑暗、经济衰退、文化落后、民生凋敝的境况。初到拉萨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随处可见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当时在拉萨城东、南、北曾有许多破旧不堪的贫民窟，还有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罪犯”,他们因监狱不管饭而肩扛木枷,脚戴铁镣,沿街乞讨。其情其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二十世纪50年代,我在西藏工作期间,曾对当时的西藏社会状况进行过一些调查。在封建农奴制的西藏社会里,占人口总数95%的农奴和奴隶,世代依附在领主庄园的土地上,被迫从事各种繁重劳动,负担着沉重的差役租税,三大领主除了通过土地占有对广大农权进行残酷剥削外,放高利贷也是他们进行剥削的另一种重要手段。很多农奴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几乎家家都有债务,很多债务是代代相传还不完的子孙债。三大领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这么说,在西藏从来没有自由民,即没有一个农奴是不属于某一领主的。所有的农奴都隶属于三大领主,他们根本没有人身自由。领主们占有农奴的人身,将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交换、转让,甚至毒打、残害。而占西藏人口95%的百万农奴不仅毫无政治权利,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亦无保障。寺庙里跟世俗世界一样,也存在着鲜明的封建等级差别。很多位于下层的贫苦僧人生活困苦,没有条件学经求道,只能是终年供人驱使,辛勤劳作,实际上就是穿着袈裟的农奴,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描写的黑暗、落后的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悲惨景象。
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占西藏人口总数5%的三大领主,即官家、贵族和寺院却几乎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和生产资料,他们靠着剥削压迫人民所获取的财富,作威作福,养尊处优,享受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如有些高官、大贵族住在宽敞华丽的碉楼和房子里,有自己的林卡,家里仆人、奴隶成群。一些贵族家中还有核桃木地板,大玻璃窗、花园摆放着摇椅,平日里享用西式茶点,完全是过着一种与农奴有天壤之别的现代化西化生活。还有一个实例也可说明这个问题。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资深噶伦索康・旺青格勒当年为了谋取噶伦这一官职,他曾用两万品藏银(每品合五十两白银)和一匹乌色走骡向摄政达扎活佛行贿。这件事成为拉萨人尽皆知的一桩政治丑闻,以致人们到处笑谈“尼赤加莫”(就是藏语“藏银两万和一匹乌色走骡”的意思)。他用来行贿的这笔钱,按当时西藏的物价,足够维持6000多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农奴一年所吃的口粮。
1952年,我到西藏后参加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下乡发放无息农业贷款,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了解西藏社会。我亲眼看到许多农奴的家庭都非常贫困,他们的房屋连门都没有,里面空荡荡的,有的垫两块破羊皮铺在地上,有的连个草垫子都没有,家徒四壁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也有人住的是在半截墙上用椽子搭盖起来,没有门窗,一半露天的地方,烧饭的灶就是三块石头支着一个破瓦罐,用的碗就是一个缺边少沿的破木碗,很多穷人喝的茶,实际上是一种灌木树叶。1959年藏历正月传召大法会时,我曾参加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发放布施的工作。在领取布施的人群中,除了有寺庙里的喇嘛外,还有麋集拉萨近万人的乞丐。须知当时拉萨市的人口总共才有两万多人。那时旧西藏有句流传很广的民谚:“农奴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这就是旧西藏广大农奴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我党我军开始进入西藏执行协议,这又是一个极其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关于“慎重稳进”的方针,部队和进藏干部严格地执行和遵守协议的各项规定,在当时仍需保留西藏现行政治制度、有关各项改革事宜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的条件下,通过对西藏上层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迂回曲折的步骤,以争取统治集团的多数人,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协议。与此同时,我们在暂时不能进行民主改革、不能发动群众闹革命之时,还进行了群众工作,如给老百姓免费看病、修路、救灾、发无息农贷等。包括我当时参与兴办教育、建拉萨小学等为群众做好事的活动。这些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教育了人民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他们通过观察、了解和对比了八年,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和解放军是真心实意为西藏人民谋利益的“新汉人”、“菩萨兵”,这给我们日后开展平叛改革运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
1956年,当西藏周边四川、青海等地先期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西藏上层的一些反动分子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开始策划和煽动这些地区用武装叛乱来对抗改革。当这些地区的叛乱武装被我们平叛打垮后,旧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些反动上层又积极支持那些涌入西藏的各地区叛匪,以期在西藏全面发动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0日,西藏的反动分子借口达赖喇嘛要到西藏军区看节目,汉人会把他劫持到内地去的谣言,煽动两千多名被蒙蔽的藏族群众和二三百名持枪的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门口外闹事。他们用石头砸死了藏族爱国进步官员索朗降措后,又用石头砸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噶伦桑颇・才旺仁增,然后在拉萨散发反动传单,公开号召人们反对共产党和参加叛乱活动。3月20日凌晨,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和鼓动下,纠集起来的叛乱武装开始在拉萨市区向我军政单位发起全面进攻。经过解放军部队和民兵的英勇抗击,只用了三天两夜,部队就很快地平息了拉萨的武装叛乱。
令这些策划发动叛乱的反动分子没想到的是,这场叛乱将我们原计划六年到十一年后才有可能进行的民主改革提前促成了。这对于我们早日实现西藏革命目标和西藏人民早日获得翻身解放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此,一俟西藏叛乱全面爆发后,中央马上就在3月21日作出指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西藏工作文献选编》203页)
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按照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就此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在民主改革运动中,西藏解散了欺压人民的旧地方政权及所属的军队,彻底砸碎了旧的政治、司法制度和经济体制,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压在他们身上沉重的乌拉差役和高利贷债务,并在农区、牧区、城镇、寺庙和边境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民主改革。应该说这次西藏的社会大变革是时代发展的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是人类社会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然发展规律。它不仅是西藏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光辉篇章,也是世界历史上彪炳千秋的伟大壮举。
当时,我正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文教卫生处工作,亲历了拉萨叛乱及平叛改革的全过程。
在民主改革运动中,有很多事情都是让人久久难忘的。当百万农奴和奴隶破天荒地第一次有了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以及属于自己的土地、牲畜和真正的幸福生活时,他们激动万分、欢欣鼓舞,如有的农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土地,当分到土地后,他兴奋地在自己的地里躺了半天;还有的农奴在分到牛马等生产资料后,高兴地搂着牲畜的脖子说,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过去农奴遇到领主时所必须遵守的弯腰、吐舌、抚袖等种种自认低贱的礼节被彻底废除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有了根本的变化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也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获得新生的农奴们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激之情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尤其在贯彻稳定发展方针时,每户都发放了土地证,很多农奴把它装在镜框里,放在菩萨和毛主席像旁边。有的人高兴地讲“过去领主拿着铁卷文书来统治我们,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铁卷文书了。”
从1959年至1961年,经过历时三年的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运动,使整个西藏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成功范例,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西藏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它完成了“西藏历史上的一次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变革。它不仅摧毁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还在封建农奴制的废墟上建立起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型政权。”它使西藏的社会形态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为日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确定了一个崭新的起点,因而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现在,西藏为百万翻身农奴获得解放专门设立了一个纪念日,我感到这确实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这的确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永远值得人们纪念和欢庆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