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产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空间范围之内,而是其各个组成环节被放置在了不同的国家或区域,产业全球化发展的实践已经突破了传统三次产业的划分,产业之间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把传统三次产业进行糅合并横向切割,我们建立了一个包括研发产业、制造产业和营销集成产业在内的横向产业分工理论模型,并尝
知识要素的扩散、横向产业分工与产业升级
现代经济背景下,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和要素,知识生产与占有能力是国家或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以企业为主的不同主体在其所在国家或区域的互动学习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知识要素的学习与扩散能力对于一国或区域内企业、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及其转型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在以往对知识和技术的理解中,大多数国家和区域更侧重显性知识的重要性,强调以基础科学为本的知识和技术发展,通过这些显性知识的应用和扩散,促进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但是,硅谷、北京中关村等创新性区域的成功发展实践,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隐性知识的地位和作用。隐性知识在一国或区域的赋存、保留与扩散,能够减少一国特别是某区域独特优势和技术资源的流逝,有利于形成和巩固区域与产业的优势。研发产业、营销集成产业和制造产业的分工从空间视角看表现为一定的地理集中性,更凸显了隐性知识的重要性。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导致许多显性知识触手可得,相反,隐性知识则显得格外珍贵。甚至可以说,隐性知识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横向产业全球分工并呈现地理集中性的关键因素。
传统三次产业分析框架下的产业升级,既是产业结构提升的过程,也是产业素质提升的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表现在产业之间,而且表现在各个产业内部。横向产业分工视阈的产业升级则从另外一种层面,突出了体力劳动为主的制造产业向脑力劳动为主的研发产业、营销集成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横向产业分工中的全球经济利益分配
横向产业分工体系是企业与产品的研发设计、采购、加工、分销以及各种支援性活动的关系网络或系统。这个网络或系统最初是由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由此发生的内部贸易促动的,但是现在越来越依赖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易与协同行动。发达国家的研发型、营销集成型跨国企业只是专注于附加值高的研究开发、营销集成等关键环节,而将大部分的生产制造、加工组装等体力劳动型环节剥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从而将传统的垂直一体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发展为扁平的、模块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发达国家的研发型、营销集成型跨国企业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加工制造型企业之间形成的非股权合作关系,使价值创造过程从企业内部转变成了企业内外的一体化。从本质上看,该分工体系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按照核心技术、高端产品的研究开发、营销服务、品牌运作等与加工、成熟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分工系统或格局。在此格局中,从短期看,作为成长中的体力劳动为主的制造产业集聚地,“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会更加集中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及高技术部门的组装业务方面。有学者考察了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出口加工的增值和利益分配情况,重点研究了中国从加工贸易中获得的价值增值状况。例如将中国大陆与香港进行比较后发现,香港的转口利润率远远高于中国大陆。从分工的视角看,中国大陆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而香港则主要从事技术密集型管理和营销。从各个国家创造的价值增值形式看,中美贸易之间的利益并不是平等分配的。因为中国从加工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低于名义加工利润率。而且,中国加工贸易的主体又是外资企业,2008年1-11月,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4.56%,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84.75%,加工贸易进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84.23%。而且,外商投资企业将大多数出口产品价值增值的利润汇回了母国。显然,中国从加工贸易中获利极低,利益主要来自占总价值一小部分的劳动工资。因此,从长远看,“中国制造”必须遵循产业内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移与发展的规律,逐步向脑力劳动为主的研发、营销等产业模块转型、升级。
要素培育与“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
“中国制造”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关键是改变要素结构,最根本的途径是通过培育、创造等方式获得自己的稀缺要素,形成要素优势。与传统工业经济时期相比较,现代经济中脑力劳动为主的研发、营销集成产业要素的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制造”实现转型与升级的战略核心在于知识、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和流入。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大大加速了要素的流动,而要素的全球流动又为我们超越现实要素禀赋提供了可能性。由于脑力劳动为主的研发产业、营销集成产业要素并不全像资本那样可以直接引进,因此应从横向产业分工的思维出发,规划全球要素的利用和引进,而不是单一地考虑资本。单一地考虑资本只能发展工业化经济,或者知识经济中的加工型经济。
支撑产业升级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通常是培育和创造出来的,其根本途径则是政府、企业和个人持续投资,以保证这两类要素的持续升级和专业化。政府和企业在这方面的基本分工定位是,基础设施、接受基础教育的劳动力等一般生产要素是高级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必要基础条件,同时又是企业不愿或不能投资的要素,所以应当是政府的投资重点。企业则应注重专门技术、专业人才等具有风险大、回报率高的特点的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中国制造”的升级及其生产要素优势的确立和提升,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套能持续升级生产要素的机制。这就要求政府应不断提高教育和职业训练体系的标准,联结教育系统和产业需求,使学生具备在最先进的领域中竞争的能力。国家层面的研发不能完全依赖厂商,因为研发的成果,其惠及面不仅仅是企业,更事关整个国家经济能力提升的大局。在重要的科技研发方面,通常要求有官方研究机构的直接引导。当然,“中国制造”的全面转型和升级,不能局限于科学技术,不能光靠科学技术的商品化,政府的政策应超越科学技术本身,更加强调刺激创新、带动竞争等互动功能。
同时,要创造强有力的社会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的形成。以高技术企业为代表的研发、营销集成型“脑袋”企业的主要资产是创意、高级专门人才、专有技术及营销知识,其风险与有众多真实资产的公司的风险差异很大:这类企业如果失败将会变得一无所有,相反,一旦成功则又会带来巨额回报。风险投资是以高科技企业为代表的研发、营销集成型“脑袋”企业的“金融发动机”。硅谷内衍生高新技术企业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之强,关键是成功的风险投资为其创造了一个创新性的金融环境。我们应当努力促进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并在规范运作下使之加速成长,以大力培育、创造相关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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