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引入了排放贸易、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三种灵活机制，允许发达国家通过相互间及同发展中国家合作，完成有关限制和削减排放的承诺。其中，作为帮助发达国家以最小成本实现温室气体限控和减排义务的融资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是唯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机制，我国现阶段主要参与的是此项机制规定
《京都议定书》规定，自生效之日起至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开始，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可以获得由该项目活动产生的经证明的减排量。我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有很大潜力参与清洁发展机制。不少研究者认为，我国将在未来的清洁发展机制市场占40%-60%的份额，完全可以通过该机制引进一部分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项目业主也可通过出售经证明的减排量弥补采用先进技术所增加的成本，甚至可以通过出售减排量获得收益。
最具潜力的合作伙伴
《京都议定书》规定，工业化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必须减少相当于1990年排放水平5.2%的温室气体；到2012年，至少减少5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其中至少25亿吨减排量必须来自减排权交易。
发达国家为完成《京都议定书》中的承诺，在2008年至2012年内,每年需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购买约2亿至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以现行价格计算，国际温室气体贸易市场的年交易值可达140亿至160亿美元，而我国被认为是潜力最大的卖家之一。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将可以提供世界清洁发展机制所需项目一半以上的温室气体，这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究小组的研究同样表明：到2010年，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将会使我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净增加39.442亿元人民币。一些美国观察家甚至认为，我国在这一市场上的地位类似于沙特阿拉伯之于全球石油市场――这还只是看得到的收益。
另一难以估量的影响是：清洁发展机制需要改进技术，提高能效或改变燃料,我国的能源结构可以借此得到调整。据专家估算,排放权贸易不仅会为中国提供额外的资金来源,还能削减基准方案下11.3%―40.1%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排放贸易还会减少其他污染排放,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作为温室气体减排潜力最大、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清洁发展机制国际合作伙伴，我国如果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运用好清洁发展减排机制，争取国外资金和技术，就能降低能源消耗取得减排信用，从而获得新的资金来源，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项目实施遭遇众多难题
虽然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我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及优越的实施环境，但项目的实施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问题。
首先，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程序复杂。由于要履行国内、国际两套程序，辗转数个机构，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从申请到批准至少要3―6个月。因此，缩减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程序周期应成为我国政府和专门机构的当务之急。为鼓励私营企业投资者的信心，政府不妨成立专门管理部门，出台政策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项目，也可在政府内部设立机构推进清洁发展项目。
其次，我国企业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认识和准备不足。在去年初能源价格高涨的大背景下，全国紧急上马一大批本可以利用清洁发展机制进行改造的项目。这批项目只能等到二期工程甚至更晚进行改造，估计至少需要两年左右时间。比如沿海地区新上一批天然气项目，将10个项目捆绑在国际上进行设备招标，如果设计成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将给国家带来丰厚的额外收益。我国政府和一些企业正抓紧时间促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发展和实施。例如晋煤集团与世界银行签订的迄今全球最大的一单清洁发展机制买卖，就是由政府挑选、包装并亲自参与谈判的。
第三，我国需建立自己的碳基金。从众多国家的使用效果来看，碳基金对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从客观上验证了碳基金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我国应该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将其作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一环。现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价格还不确定，买方市场上减排量报价过低，再加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周期的复杂性，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并不具备必要的资金及技术，所以通过碳基金参与投资，既可以缓解项目的前期资金压力，又能分担部分投资风险。
最后，加强企业和个人在引进投资项目时的减排意识。今后，企业在项目投资、技术开发、生产成本核算中，首先要选能源效率高的品种。一般企业都按50年的规模投资，但我们不可能50年内不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规定，所以从现在起企业就要有所准备。
随着各级管理机制的逐步建立、完善以及排放信用的评价计入，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会大大提升，项目开发的经验也会得到逐步积累。相信我国可以利用好清洁发展机制，借助外来资金和技术提高自身能源效率和改善能源结构。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