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的高钰琪已经46次踏上青藏高原,足迹踏遍了每一个高海拔哨卡。在一些海拔超过5000米的地方,呼吸非常困难,根本无法入睡,高钰琪只能裹件棉大衣坐着打盹。他就这样坚持着,最长一次在青藏高原上呆了4个多月。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在高钰琪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谢顶,紫外线似乎停在了脸上,大脑供血不足,严重时得住院治疗。高钰琪也用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在他的研究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由他牵头完成的《高原病的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研究》项目,成功救治了10余万名高原病患者,使我国的急性重症高原病发病率由15.6%降低到1%以下,病死率由37%降低到0.5%以下,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8年4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通令,为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记功,身为第三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主任的高钰琪荣立一等功。
踏上“天路”
1983年,第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高材生高钰琪,被分配到了第三军医大学刚刚组建的高原医学研究室当助教。在这之前,高钰琪对高原病还一无所知,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救死扶伤的临床医生。
高原病是人体对高原低氧环境的反应。一般来说,人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高原病发病率在15%以上,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移居性人群高原病的发病率高达60%-100%。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有1.4亿人居住在海拔2500米以上,而且每年大约有4000万人来到高山和高原地区。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年至少有1.8亿人要承受高原低氧的环境。因为害怕高原病,许多人曾将美丽而神奇的青藏高原视为畏途。
真正让高钰琪矢志不渝地投入高原病研究的,是1985年5月的第一次青藏高原之行。
第一次跟着研究室的老师去拉萨做课题研究时,高钰琪刚刚结婚一个月。虽然老师事先“警告”过,但头一次看到那么蓝的天,那么纯洁的景致,高钰琪仍然兴奋异常,来来回回抢着搬带去的医疗器械。很快,他就喘得接不上气了,步子也迈不动了。这不过是最普通最常见的高原反应,却让高钰琪初登青藏高原的新鲜劲一下子全没了。
在一家医院,高钰琪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高原病患者。许多本该是年轻力壮的患者,被肺水肿、脑水肿折磨得无精打采,躺在病床上艰难地喘息。有些人白天还在抢救,晚上再去看,就只剩一张空床了。那时,青藏高原的后勤保障远不如现在,许多地方物资匮乏,很难吃上新鲜蔬菜。人们却总是说:“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一口气――人不就是活一口气吗?”
两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深深地刺痛了年轻的高钰琪。一位军人的孩子已经3岁了,母亲为了让孩子早一点见到爸爸,带着他上高原来探亲。没想到小孩子刚到拉萨就患上了急性高原病。兴高采烈的爸爸眼巴巴地等,等来的却是儿子的死讯。还有一位19岁的新兵,进藏途中患上了脑水肿,去世时连领章和帽徽都还没有领到。离这名战士牺牲的地方不远,有个康西瓦陵园,其中许多遇难者死于高原病。
看到专门研究高原病的军医来了,人们非常高兴,把他们当成“救世主”。高钰琪心里知道,面对随时可能夺人性命的高原病,自己当时根本无能为力。
回到重庆,原来所有的不如意都没有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高钰琪意识到,是高原让自己的心更纯粹更安静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走遍“天堂”
高钰琪在重庆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但他的心留在了高原。
此后的23年中,46次进入海拔3700米以上的高原做现场研究,挨个走访每一个边防哨所,高钰琪几乎踏遍了国内每一个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高海拔地区,成了高原上的“拼命三郎”。
1990年,他们乘坐的汽车在冰天雪地中冲出路基,翻倒在悬崖边。几个人惊魂未定地往外爬,头刚往外一探,看不到路基,定睛一瞧,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下面竟是万丈深渊!2004年,在上山途中,汽车突然冲下10多米的戈壁滩。好在失控的汽车不偏不倚,正落在一个沙堆上,这才捡回一条性命。
惊险的场景难以计数,这些都拦不住高钰琪。就在1990年,他又跟着一支施工部队登上了海拔5120米的喀喇昆仑山。尽管他每到宿营地就反复提醒要尽量少动,搭好了帐篷就抓紧时间休息,年轻的战士们却总是要比一比谁的帐篷搭得漂亮,还提着桶到很远的河谷捡来石子,在帐篷外的五星红旗下拼成“报效祖国”几个大字。看到这样的情景,高钰琪忽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离开的前夜,高钰琪挨个去帐篷向战士们道了别,准备第二天赶早走。山上冰天雪地,早上5点多钟,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汽车发动后,高钰琪惊呆了:车灯前,战士们早已在帐篷外列队等着欢送他。
此后无论在高原还是在内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那面五星红旗,那几个用精心挑选的鹅卵石拼成的大字,还有那些年轻可爱的战士,总是不由自主地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1993年,高钰琪留学美国,好几家世界知名的研究机构都向他伸出橄榄枝,开出的条件极为优厚。“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个穷人到富亲戚家做客。别人的家再好,别人对自己再好,终归还得回来把自己的家建好才行。”1997年,学成归国的高钰琪又回到了第三军医大学。
高原环境模拟舱的减压和增压,速度都不能太快,否则人很容易出问题。有一次高钰琪进舱去验证一个结果,准备出舱时却直接一下将海拔从5000多米降了下来,把外面的人全吓呆了。最让高钰琪后怕的还是2006年那一次,课题组的高文祥副教授和陈健博士为了将标本带回来,背着标本箱坐长途车从拉萨回重庆。担心睡觉时标本箱丢失,还将它绑到了自己腿上。凌晨5点多钟,行驶到海拔5000多米的五道梁时,汽车翻了,两人分别从两边的窗子甩了出去。两人都是脸朝下着地,血很快就在脸上结成了冰块。接到电话后,兵站赶快派人去抢救。附近的驻军首长对赶去接人的高钰琪说:“你们这是在拿命做研究啊!”
高原福音
在所有的大学同学中,高钰琪是大家公认的最好找的人。自从来到第三军医大学后,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挪过窝”,甚至连研究课题都没有变过。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高钰琪面对媒体时常常显得有点为难。他知道媒体喜欢听感人的故事,而自己46次上青藏高原、走遍高海拔哨卡的研究经历,无疑更让媒体充满期待。所以他总是不忘表达自己的歉意:“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人。”
长期在高原环境中做研究,给高钰琪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每逢夏天,舱外是三四十度的酷热,舱里是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每天在这样的极限环境中“轮回”一次,铁打的汉子也有吃不消的时候。与同龄人相比,高钰琪显得“老相”。第三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政委皇甫孝成说,因为大脑供血不足,前一阵他还不得不在医院躺了10来天。对此,高钰琪借用美军手册上的一句话来解释:军医对高原是没有免疫力的。
但高钰琪和他的研究团队给雪域高原带来了福音:1986年,还在读研究生的高钰琪研究证实,缺氧时肺血管平滑肌细胞外的钙离子会从细胞外进到细胞内,从而引发一系列收缩。这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发现,却为后来用钙离子阻断剂治疗缺氧性肺动脉高压和肺水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长年类似极限训练的研究环境中,高钰琪带领的科研团队系统研究了高原肺水肿、高原心脏病和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措施,提出了大批急性重症高原病的现场救治方案,提出了快速提高急进高原人群低氧耐力的预缺氧复合锻炼方案并研制出配套的辅助训练器材,提出了大批人群的预测指标体系和方法,创建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高原军事医学,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博士后、博士、硕士和高原医学专业本科生在内的高层次高原医学人才,为部队举办了多期高原医学培训班。
预防高原病,心态很重要。高钰琪发现,过于恐惧和完全不在乎,都容易诱发高原病。每次去高原部队,课题组都要给官兵们作预防高原病的讲座。官兵们非常欢迎这些实用的预防知识,一位部队的首长说:“这些知识相当于给我们配了几十个医生。”课题组发起的关爱高原驻军的行动,目前已经成为第三军医大学的整体行动。
高原回报给高钰琪的,不只是成就和荣誉。“高原能清洗人的思想和灵魂。无论有什么烦恼,一进高原就全部消失了。”高钰琪说。高原医学研究室刚组建的那几年,除了几位年长的老教授,都是新来的年轻人。一二十个年轻人经常在实验室通宵达旦,到了时间,家属们就端着汤提着饭候在实验室外面,等着给他们“开饭”。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很充实,心里也很踏实。高钰琪说,那是一段让人怀念的时光。
实验室里奋战的日日夜夜，让高钰琪找到了高原病的“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