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罕见的重大发现。”
◇竹简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极有可能是在焚书坑儒中亡佚的乐经中的篇目。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
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
“简上有很多惊人、震撼性的发现,让人读起来太激动!”4月25日,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向记者通报清华简最新重要发现时,情不自禁地发出如上感叹。
9个月前,李学勤以“这次挖到了个历史学家”形容自己初见清华简时的欣喜,而今,历经两个阶段严密的保护整理工作,清华简进入读释阶段,李学勤先生心中“强烈的震撼感”与日俱增。他说,虽然由于简的数量庞大,文字难释,目前还不能全面系统地介绍清华简的内容,“但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在初步读释过程中,已经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有些可以说是惊人的。”
清华简经历三阶段保护整理
清华简由清华大学校友捐赠,去年7月15日从境外抢救收藏于清华大学。
李学勤至今难忘与清华简初次谋面的感觉,一个字:热!“天气热,心情也热。”暑假已经开始,本打算只加以基本维护,等开学再展开工作,没想到竹简经历较长时间流散,有菌害霉变危险,于是,清华迅速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室,逐支清洗保护。“这是第一阶段工作,直到去年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李学勤说,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国内各单位11位学者专家举行了鉴定会,专家们初步的观察鉴定结论已颇具震撼――“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罕见的重大发现。”李学勤特别提到,“简中有《尚书》和编年史书等‘经史’文献,受到普遍重视。”
第二阶段始于2008年11月。当月,清华组织专人前往武汉、荆州、长沙、上海等地有关文博单位进行调研,了解学习兄弟单位在竹简整理保护方面的经验。去年12月,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清华与中国文物保护协会、荆州市文保中心协办的“出土饱水竹木漆器及简牍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召开。一些专家特别对清华简的进一步保护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此同时,由清华美院专家参与的清华简的摄影工作正式开始,至今年1月12日这一工作基本完成时,清华简的数量经细致清点,最终确定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断)。
同时进行的还有清华简的精确年代测定。2008年12月,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进行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该样片产生于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李学勤称这“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
今年3月,读释工作正式启动,清华简保护与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一天看不了多少,战国文字很难读,有时一个字就要考释几年。”为此,李学勤“把能用的时间全用上了”,而不断出现的“惊人”发现,也让这位一生遥望古人的史学大家获得了许多“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希望”。
清华简呈现惊人发现
据了解,继最早整理出的一篇记载过去无人知道的周文王遗言的《保训》后,清华简最新发现的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是近几天正在读的一个内容。”而这“更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4月25日,李学勤向媒体解读了这一既具历史价值、又堪称“文学史上的空前发现”的研究进展。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竹简一共有14支,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出来,但基本已完整。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这是在伐商以前,还处于商朝末年)征伐耆(qi，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李学勤特别解释说,关于“西伯戡黎”,《尚书》中曾有记载,但在《左传》、《史记》等史书中,都认为这是周文王时候的事,到了宋朝,学者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但始终未得其解。而在清华简上,我们明确读到这件事发生在武王八年。
此外,众所周知,“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因为乐经在焚书坑儒中的亡佚而仅剩“五经”。令人欣喜的是,这篇竹简恰恰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李学勤说,这极有可能是乐经的篇目。
对典礼中所赋的诗,学者们试用今字代替古字,进行了复原。其中,周武王致毕公的诗是这样的: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周公致毕公的诗则是:英英戎服,壮武赳赳,毖精谋猷,裕德乃究。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还有的诗竟与现在《诗经》中《蟋蟀》一诗有关。”李学勤再次用“前所未见,令人惊奇”予以评价。他说:“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无疑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清华简或将改写历史
事实上,早在清理阶段,专家即对清华简的内容做出肯定的判断:这批简是真正的书籍,而非文书;同时,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而最具震撼意义的是,竹简的主要内容经部又以《尚书》为主。
据李学勤介绍,清华简中的《尚书》分三类。他说,众所周知,《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李学勤说,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他特别强调,“《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能够有幸在清华简中看到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产生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表示,这批竹简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瑰宝,清华大学将积极保护好、利用好这批竹简,发挥清华大学多学科优势,深入挖掘整理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清华简清华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