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纪念通告或通电、刊载纪念文章或社论、出版纪念特刊或专辑、举行纪念大会或集会等形式，开展了一系列“五四”纪念活动。通过举办纪念活动，科学地界定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有效地进行了政治动员、理论诠释，也使五四精神得以传承、五四运动的历史局限得以超越。由此，纪念活动
其一，借助纪念“五四”界定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举行纪念活动时，往往要对纪念对象进行历史定位，通过历史定位为纪念活动的必要性提供论证与支撑。五四运动之后，当时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同看法，或认为它只是学生运动，或以为它仅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它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意义认识是不足的。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四”时，则注意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赋予五四运动以政治革命的意蕴。在1923年纪念“五四”时，陈独秀提出，五四运动的“真价值”就在于“现出一点革命的空气”，开始从政治革命的视角评价五四运动。1924年，中共中央发表第十三号通告，即《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其中申明五四运动有两个重要意义，即“恢复国权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一概括凸显了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将五四运动视为爱国政治运动与文化革新运动的统一。1925年，瞿秋白在《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中提出，“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是辛亥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这既肯定了五四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从民族主义出发强调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与此同时，张太雷在《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回顾了近代民族运动发展的历程，断定“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这一判断，实际上承认了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在此基础上，1939年纪念“五四”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彰显五四运动革命性质、政治意义的定位，成为此后中国共产党评价五四运动的基本准绳。可以说，通过五四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了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形成了对于五四运动历史地位的共识。
其二，借助纪念“五四”实施政治动员。青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借助纪念“五四”表达政治主张，阐释政治意愿，容易引起青年的关注和共鸣，有助于强化政治动员、政治表达的效果。1923年5月，李大钊在《纪念五月四日》一文中，便号召青年“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及“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组织民众”与“弹劾”政府，既明确了青年肩负的使命，也指出了青年政治参与的路径，无疑具有政治动员的效果。1925年纪念“五四”时，瞿秋白申明了“召集国民会议，实行普通选举，仗着广大的农工平民群众的力量，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等主张，这是借助纪念“五四”所进行的广泛政治动员；张太雷则要求青年“逐渐集合在革命党的旗子之下，在劳动阶级中间尽宣传与组织之力，以求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且更进而求世界革命的成功”，这同样具有足够的感召力与吸引力。不难看出，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利用纪念“五四”动员青年、促进青年力量的整合。抗日战争时期，“五四”纪念活动的政治动员效能发挥得更为充分。1938年5月，毛泽东利用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之机，倡导青年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政治动员的旨意十分明确；周恩来则为《新华日报》题词，寄望青年发扬“五四”传统，“贯彻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其目的也在政治动员。借助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申明：“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提出这一标准，其实践指向在于动员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民众中去，变成民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肩负抗战的责任。动员青年正是这篇纪念文章的落脚点。解放战争时期，纪念“五四”仍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契机。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在其结尾还特别加上“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一语，以鼓舞士气，提振人心。纪念“五四”与青年群体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五四”所进行的政治动员，对于激发青年政治热情、激励青年参与民族民主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三，借助纪念“五四”进行理论诠释。五四运动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起点，也是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依据。当纪念对象与理论本身密切关联时，借助纪念活动将人们带回历史的时空，置身历史的场景，将理论诠释奠基于历史的基础之上，有助于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因此，“五四”纪念活动也就成为诠释与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勾勒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涵，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性质、动力、前途等问题。随后，在延安青年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毛泽东进一步诠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说：中国革命的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主体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而革命的骨干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里，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梳理得十分清晰，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本内涵的全面解读。可以说，“五四”纪念活动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大众化。
其四，借助纪念“五四”传承五四精神。五四运动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立场、党派不同，对五四精神内涵的理解及从中提取的精神资源并不完全一致。1920年4月,陈独秀指出：五四运动与此前的爱国运动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其特有的精神，这就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并要求青年“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李大钊基本认同这一概括，认为学生“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所以要把“五四”当作纪念日。他寄望青年学生“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也就是要使五四精神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发展。中共中央发表第十三号通告时指出：“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开展纪念五四和宣传活动的着眼点，正在于发扬五四精神。1924年4月，恽代英在为纪念五四撰写的文章中，也奉劝有人心、有血性的青年，“研究怎样保持而继续五四运动的精神”，担负历史的责任。因此，国民革命时期，尽管对于五四精神的内涵看法不一，但都认识到了五四精神的传承价值与意义。1932年，瞿秋白发表《五四与新的文化革命》一文，申明“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这里所说的“五四的遗产”，本质上就是五四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因应民族独立成为压倒性主题的历史背景，强调弘扬五四精神的爱国救国内涵；另一方面，针对“五四”时代已经过去、五四精神已经过时的论调，要求接受科学与发展民主，以张扬五四精神的时代意义。如《群众》周刊所发表的《发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科学与民主》、《“五四”课题的重提》等文章，呼吁弘扬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此外，适应新启蒙运动的需要，《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以彰显“五四”启蒙精神的价值。因此，在纪念“五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注意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来阐释五四精神，进而实现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其五，借助“五四”纪念活动反思五四运动的历史局限。纪念“五四”是为了超越“五四”，完成“五四”开启的政治革命与思想启蒙，而要实现对“五四”的超越，就必须认清五四运动的历史局限，总结和借鉴其中的经验与教训。瞿秋白在纪念“五四”时指出，由于受美国总编威尔逊的欺罔，“相信帝国主义者能够帮助我国争取什么人道正义”，所以“专偏于排日的一方面”，导致在反帝的问题上有所保留。这种反思有助于认清西方列强的本质，明确反帝的任务。又如张太雷在探讨“五四”时指出，五四运动像一盘散沙，究其原因，一是劳动群众参加的甚少，二是没有组织、没有政党领袖。这里，实际上说明了广泛动员群众及政党领导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时，对于知识分子不愿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偏向提出了批评。当时，知识分子满足于空洞的理论说教，缺乏深入实际的热情，有脱离工农群众的倾向，这是五四运动未能全竟其功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毛泽东一再倡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应当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对五四运动历史经验的反思与借鉴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五四”纪念活动的规模有大有小，纪念的形式有所不同，但“五四”纪念活动一直没有中断。从纪念“五四”中可以看出，纪念活动是政治动员、理论诠释、精神传承的有效载体，也是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的绝佳时机，纪念活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由此亦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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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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