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在淮北平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里,一个19岁的青年参军离家。从到部队再到转业去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都市工作,37年过去,但他对故乡的思念从未割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便有了伍方(即田怀亮)这本凝结乡思、乡情的散文集《村事》(古吴轩出版社2008年版)。
传统的“乡思”,侧重“置身异乡
“恨之切”是由于“爱之深”,实质是另一种更切实、更炽烈的对家乡、对祖国、对民族的爱。正如作者所说:齐家庄“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忧我怨的地方,更是我思我爱的地方。”他将这种爱合力为对种种不良现象的“清扫”,犹如在部队时拿起笤帚为地方百姓洒扫院落。
《村事》的批判性体现在对村庄当下村风民风、村民精神状态、文化生活及环保等问题的深入观察和探究。“苦日子的无奈,使他们变得有些麻木、有些慵懒。庙滂里的水常常侵害村落,祖祖辈辈没有哪一代想些大的法子去防水治水;田里的活忙完了便是‘享福’的时候,打牌、听唱书或是聚在一块儿吹牛,冬天便两手朝棉衣袖子里一抄,蹲在背风朝阳的地方晒暖,一天一天地消磨时光。”(《庙滂里泡大的村庄》)没有强烈的对家乡的爱,是不可能“摁下”心中这些真诚关注村民形象的“快门”的。而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虽然人们住上了砖瓦房,但许多优良的民风出现了退化,邻里间、门族间、家庭间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天平发生了倾斜,虐待老人、遗弃老人的现象逐渐严重起来。”他将村庄出现的这些“亲情和传统的道德美德逆向而行”的状况,称之为“另类的堕落”,对其进行不留残渣的清理。例如,一辈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老支书,最终因为受不了不孝顺的儿子、儿媳的气而上吊自杀,老伴受刺激发疯而死。(《老支书之死》)由于几个舅妈都不孝敬外婆,特别是精神上对老人的打击,如时不时地冲着老人咕噜:“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都被克死了”,致使老人承受不了这剜心的痛苦和煎熬,喝农药自杀身亡。(《苦命两外婆》)作者一反“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习俗,对家族的丑不讳言,不回避,可见其痛定思痛,对现实揭短、对现实反思态度的坚定和勇敢,能引起人们对农村,特别是对农村中弱势群体的关注。
对历史的痛切反思亦深沁全书。书中写到,过去村子里平和祥谧的村风民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自那以后,村中重族,族中讲派,猪跑了拱了别人家的地,两家也要骂上半天,为了生产队长的职位也要明争暗斗,结怨甚深。”(《庙滂里泡大的村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精神,直面历史,还原真相,疾呼尊重生命与人格,其勇于反思的批判精神,令人钦敬。
在聚焦问题的同时,《村事》还深情地赞颂了一些具有传统美德的人和事,如《恩披乡里的家族》讲到“一家三代得到另一家三代人的恩施”,《好人好报》中回忆93岁的奶奶将“人要帮人”的道理反复教导儿孙。而更引人注目的,则是《生母继母》中对继母的感恩,作者称继母为“娘”,“娘对我们兄弟视同己出。”“我们兄弟三人一起陪娘到部队的医院全面检查身体。医院里我认识的几个医生都说:‘现在,几个儿子一起陪着老娘检查身体、看病的人家不多了。’”确实,在连亲生父母都不孝敬的现象逐渐出现的今天,有人对继母还这样孝顺和体贴,令人感叹,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善良及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
“真实、全面地记录我所了解到的一切”,是作者的写作原则。因为“实录”,个别篇章也存在艺术概括还有待加强,叙事流于冗长琐碎的毛病。白璧微瑕,《村事》写出了真情与真相,关注乡村与弱势群体,抒发的是有别于传统的另一种现代乡思,是为建设新农村、为建设和谐社会而鼓与呼的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