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以坚实的脚力，孤单行路的作家，已去世十年了。我试着动笔写在世短短39年、死在路上的朋友――
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人的真实处境，和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人的历史，和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历史，呈现出怎样的情形。“过去”流
很想知道，人们眼睛看到的，心里想到的，经过思辨落下的是哪些东西。
什么样的文学和我们真的相关，能看见自己，也能够抬起头看见更多的人；对自己有意义，也能够对别人有意义？
生活的本象藏匿着，事物的本质埋伏着。我想，它该是文学开始的地方，尊重开始的地方。
苇岸难得地面对了他生活的时代。他关注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关注生命的生长、延续和消亡，关注人类文明的往前和倒后。他生活了39年,短暂匆促,扎实丰厚,以尽可能少耗费他所生活的世界的资源，为之倾心尽力作为己任，忧天下之忧、幸福天下之幸福。时时、事事严于律己，有时也不免严苛于人，当他对人过于严苛时，他的自觉的内省力量，又会让他复为律己。磨砺的沉重，回到他自身，促使他不断地挑战自己、超越自我。便有了他不断整理自己，由文字起步，以至观念和实践的不算太长、历时十几年的功课。他的作品里，留下一个人或者一个写作者成长的真实脉络。上世纪80年代，百废待兴，政治解冻，思想解放，经济复苏，社会生活残酷而令人振奋地展开，社会价值、伦理道德受到的严峻挑战，社会变革历经的艰难险阻，在苇岸的许多散文、随笔和日记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苇岸投入了他的身心力量和智慧，跟随时间脚踏实地前行，从未推卸知识分子自觉的思考和为人之责，无论是土地还是人、历史还是现实、进步还是倒退，当四面蔚然刮起急功近利、不惜毁坏资源、牺牲国家人民长远利益之风时……他装载起，思考着，表达着。有一点，他做得比别人更好，就是从自己开始，从一点一滴开始，立足现实，发现并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去衔接起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从土地发现了信心，所谓美好的事物、生长的不可阻挡，文明真相、道德力量和美学价值，又把它们有耐心地、很好地传达给读者，这是他写作的一个重要支点。他的日子过得单纯、勤俭，甚至有些艰苦。他家里少有电器用具。对已置的电冰箱，感到惶惶不安。一次我们在他家里聚会，他说到家家依赖电冰箱，将给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污染损害，他准备停止使用，把它从家里搬出去。他唯独犹豫，他的想法对他的妻子可能不公平，她不得不和他一起过相对简单的生活。而他崇尚简朴，素食生活，自己动手的生活。
朋友们常能感觉到他内心世界的大，和他时常表现出来的细致的体恤，以及他内心的痛楚――有一些就来自那些细小的地方。我以为，在这些细小处，他的执著、真率、敏感、脆弱表现得比较充分。在个别时候，朋友们聚谈。苇岸在谈论中，一旦发现并认为和朋友持不同之道，所思想和追求距离较远，在经过几个回合开诚布公的交谈后，以为思想或观念分歧实在难以弥合，提出“断交”。我经见了几回。那种场面，经历过，说不上想不想再经历，但的确令人难忘。那个时候，能有这样真实的相处内容和形式，朋友间为所求索的文学艺术哲学或是对社会现实关照点不同，严肃认真交锋，凄美、悲壮。虽说那样的结果不无遗憾，双方都不愿意，朋友们也觉到尴尬，这是一回事，但双方迎面展开一种局面，他们都面对了这种结果，选择的纯个人的方式，不因为是否“断交”而回避问题、取貌合神离形状，自有可尊重和珍惜的方面。有一次是在我家，好几位朋友，我们一起是看过中国美术馆的展览还是去过中山公园的书市以后或者是在哪儿见过、谈过仍不尽兴，总之全体移动到我家，席地毯而坐，继续端一杯清茶交谈，那次，我也听到苇岸和一个朋友说这句话。我不觉得事情非走到这一步、是这样的走向，因为不全是实质性的分歧，有时候只是表达方法的冲突，但针尖对上了麦芒。在苇岸那里，那一时间，他面临了思想和方法的冲突，也即价值观念的冲突，他没选择沉默、回避锋芒，也没选择自我解嘲或者挖苦别人、刻薄一下子解了恨罢，人也放松了，就此打住并转移话题，没有。他非此即彼。他说：“你真的认为……我不这样认为……”继续。他把自己又带到一个转不了弯的角落。
其实，苇岸很在乎朋友，他比很多写作者看重友情。他常常想着分担朋友的困难、分享朋友的快乐和幸福，欣赏朋友的美好及其写作的不同寻常处。他常打来电话，谁的处境如何，想着安慰朋友、用什么方式安慰合适。哪位文友来北京了，见面、喝茶、吃饭，一起看展览、逛书市，谈文学谈阅读，向其他朋友推荐他觉得不错的朋友和他们写的作品。哪个出版社又出了一本好书，在第一时间推荐给朋友。他曾送我一册从老书店淘来的鸟类学专业著述，他说自己买了一本，回去后读，觉得我可能也会有兴趣，他在我那儿看到过有北方农业、畜牧业、林业、农作物和土壤方面的书，就跑去买下书店仅有的另一册。中国美术馆有什么好的展览，文学写作出现什么新的动向，谁写了很好的文章，在什么刊物、哪期上，你的哪篇作品长短如何……这样的电话交流，或者三五个朋友相约前往参观浏览，我经历过不少，知道没有多少人如他那样愿意欣赏别人，珍惜别人的美好；离开朋友，苇岸内心的痛苦超出自己的准备，他备受自省的折磨。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挣扎着，往前走他认定的路。他有时候肃整有加、自信过量而又遭到动摇时的思维和方式，确实让他饱尝疲累。这之后多少年，我没再经历过这样认真坦诚、惊心动魄的谈话。若时间再宽裕一些，人们手上再多有一些时间、也给出别人一些时间，人人磨练出的好东西会更多，享受到的美好也会更多。在泱泱雾雾的北京，如他那样善待朋友、倾听他人、用心与之相处的不能说不多，贵以诚实认真为美德，不回避问题、不回避自己、也不回避他人，拔除干扰、执著地往一个亟待探讨、极需辨识的方向去走，即使走得只剩下独自一人也不回头，像苇岸那样，稀少。勤勉学习、积蓄、探求、厘清、批评、建设，和不倦地表达，像他那样的，也少。
越往后，越知道过去活在今天，过去经历的曲折挫伤，行路时的认真执拗，到今天方觉出它难能的可贵和真实的力量。人们似都有类似经验，见过不少除了为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揪心运气以外，做的比较多的是拿原则和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做交易，应合，牺牲，只为与他们的最终获利成为正比，应合越多，牺牲越多，获得越多。在此意义上，苇岸似乎也有作为孤独的牺牲的意味，只是他永是站在泥土身旁，珍爱众生，将自己作为牺牲。这是不同的两条路上的人和事情。
谷雨（日期：农历三月廿四；公历4月20日。）苇岸摄
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最为宜人的几个节气之一。这个时候，打点行装即将北上的春天已远远看到它的继任者――携着热烈与雷电的夏天走来的身影了。为了夏天的到来，另外一个重要变化也在寂静、悄然进行，即绿色正从新浅向深郁过渡。的确，绿色自身是有生命的。这一点也让我想到太阳的光芒，阳光在早晨从橙红到金黄、银白的次第变化，实际即体现了其从童年、少年到成年的自然生命履历。苇岸（摘自《一九九八廿四节气・谷雨》）
我慢慢体会，他在挣扎中加深信仰。
苇岸心底里的诚实、善良、朴素、悲悯、忧虑，一直表现得比较强大，自然地融入到他的思想和艺术创造里，以至成为他艺术创作顽强的底色，这股力量与他的知觉意识和创造天赋合力，推动他走出很远。他的艺术创作在同龄人中，更多地富有了包容、悲悯和智慧，艺术地呈现他深刻的思想内涵。也因其独特的思想掘进方向，他的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皆具了深刻的批判精神。他既走在时代前面，又较众人更多地思虑过往。他真实地活在过去，甚至是远先的“农业文明”时代，但他的思想和精神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迈过了很多人仍在走的混沌时日，往远处去了。如一个弯腰拉绳的人，在江河滩头的砾石间费力举步、逆水而行，他的脚板比他拉的船迈动得早、步伐靠前。
苇岸离开，时日越久，越觉出失却如他这样一个写作者之痛。一个说真话的人，做不光对自己、也对更多人有益的创造性工作的人，这样一个人，于这个世界来说难能可贵。二十世纪，制造了太多出色的人，也空前地牺牲掉太多出色的人。比较起来，苇岸是这里面幸运的青年。他的出色，是相对于那个艰难时世，他遵守了前人累积、凝结出的最基本的做人做事原则，克勤克俭地学习依循这些基本的价值趋向创造性地生活，向未来的人们艺术地传递新的那一时间里不俗的凝结和累积。在此过程中，他尊重生活和生命，尊重人，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并以艺术的方式葆存和发扬了它们，寄与了神圣的尊敬。
从苇岸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给了他的生活足够多的东西，自然地，也显示出失却以后的缺憾。他去世的十年间，常常感觉到一个秉直的言说真话的人不在了，又总能感觉到他之后生活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若他在世的话，仍会记录、会发言，发那个时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深刻而在位置的言。他所言，是众人需要的、生活需要的，一针见血，由痛而自生长出一些觉悟。他说真话，先是刺痛他自己，再刺痛他者、刺痛现实世界，给生活本身、给阅读者多重的挑战。在这一点上，苇岸确实像现实世界的一盏清灯。在他去世不久，朋友们曾在一起讨论是不是在昌平的街道旁为他树立一座铜像。我尽知朋友的尊重和对他为人为文的高度评价。是觉得，一个人在或者不在，没有比以这个人的方式、不事铺张地伴随时间去存更好。如果把苇岸放在街上，他会感到羞惭和不自在。这样存在大约不是他希望的。就他的写作和与他的交往，我以为，他只是作为一个以心感知世界、思想世界的苦难和幸事、表达个人意见和探求以科学和艺术创造世界的可能性的在路上的人。他生性质朴温善，心地柔软、谦逊，有时偏激、脆弱，但愿意说自己的话，愿意用自己的眼睛看，愿意用自己独立的思维去尝试与客观世界建立一种有机连接，在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言行一致。他努力节约土地上的点点滴滴，将学习、生活中获得的个人经验和智慧，以艺术的方式，创造出来，使他笔下的文学葆有了又一重深广的天地，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在他的文字间得到证实，并闪耀光亮。他秉承纯正，目光犀利，是二十世纪默然挖掘、不屈不挠探索真理的苦修队伍里的一位后来者，在自己的地方，踏实前行，内心世界广阔，精神吸纳无界。朋友刘烨园曾写过一篇悼念陕西一位青年作家的随笔《我的兄弟死在路上》。是这样，我们的朋友，死在路上。用在苇岸身上也很恰合。
这位以坚实的脚力，孤单行路的作家，已去世十年了。我试着动笔写在世短短39年、死在路上的朋友。苇岸对于土地的发现、珍视，对于信念的维护，对于社会存在的介入和担待，对于这个世界的每一组成部分的悲悯关爱，直面历史和现存世界的勇气，恪守纯粹而坚韧的艺术品格，让我们痛感我们的缺失，也许还有，衔接的信心。
200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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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岸，原名马建国，1960年1月生于北京昌平北小营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任教北京昌平职业教育学校。1982年在《丑小鸭》发表第一首诗歌《秋分》,1988年开始系列散文《大地上的事情》的写作，该书成为新生代散文的代表性作品。1998年,为写作《一九九八廿四节气》,选择居所附近一块农田，在每一节气、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进行实地观察、拍照、记录。1999年在病中写出最后一则《廿四节气・谷雨》，5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谢世,终年39岁。按照苇岸意愿，亲友将他的骨灰撒在故乡的麦田、树林与河水中。苇岸生前出版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在病榻上他编就《太阳升起以后》，后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袁毅编辑的苇岸选集《上帝之子》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2004-2005年期间，苇岸的部分日记约五万字在《特区文学》双月刊连载。他的散文集《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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