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上海宝山人,著名政治活动家,现代新儒家之早期代表人物。
张氏天资聪颖,学贯中西。少年时即打下良好国学基础,青年时期又得以留学日本、德国,精通英、法、德、日等多国语言。尤其是师从德国奥肯教授研修人生哲学,发现奥肯学说与孔子学
张氏自谓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其实何止是“徘徊”?实在是置身于学术与政治之中!他曾因发表一篇题名《人生观》的演讲稿,从而引发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又称“科玄之争”),由此背负上“玄学鬼”的恶谥。又曾因参与中国首部宪法起草,并又曾奉派出席首届联合国大会,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宪章,故又享有“中国宪法之父”的美誉。由此可见,张氏的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的。观其一生言行,可谓学术与政治并重,诚如他本人坦言:“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他的学术目标是复兴儒学,政治目标是建立民主宪政政体。他的论著及译著,主要也集中在哲学、法学、政治学等方面。平心而论,“致广大”或有之,“尽精微”稍逊之。然而,他在晚年积十余年之功,潜心以英文著述的《新儒家思想史》,则是一大部头力作,出版后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成为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儒学之必备经典。
上世纪50年代之初,张氏旅居美国后,有感于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儒学的隔膜与误解,遂发愿撰写一部关于儒家哲学的著作,这便是英文版《新儒家思想史》成书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书中所谓“新儒家”,乃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家而言,系指自唐中叶以迄清晚期约千年之久的儒学新思潮,而其中以宋明两朝六百年间之儒学思想为重要,亦即通常意义上的宋明儒学复兴期。在这部论著里,张氏的政治哲学思想得以集中体现。
中国文化之精华,无疑是中国哲学。影响文化圈内诸国至深至远者,亦是中国哲学。千年以降,能与西方文化一争高低的更是中国哲学。张氏身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时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他致意于为中国文化寻找一条新出路,此出路乃是寄望于中国儒家哲学。欲实现儒学复兴,自然得从儒学内部摄取养料,正如同新儒家从原儒那里寻绎精神资源一样,藉此方法找出传统儒学裨益于现代社会的元素来。基于这一体认,他首先肯定儒家道德主义的特点,因为伦理随时代变动不居,不存在客观标准,而德性却是出自内心,虽历万世恒久不变,道德传统当是文化重建中不可或缺的一维。他认为要树立民族自信心,就应以儒家精神充盈自我,儒学具有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等优点。孔子关注人生;孟子倡言民本,且开创出道德理想与心性路向,宋明儒家更是阐发了孟子思想。因此,在张氏看来,复兴儒学即复兴心性之学。他总结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从哲学上论证道德主义的合理性,正是希冀从中开掘出儒家的现代化因素来。
张氏本此宗旨,从厘清儒学发展流变入手,比较中西文化异同,衡定儒佛关系。他通过分析若干重要概念,探讨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指出新儒家在本体论、宇宙论方面,明显受到佛教体系尤其是禅宗的影响,从而增强了形上学思辨色彩。故认为儒释融合、援佛入儒这种先例,对现代儒学复兴仍有借鉴意义。因此,他借助西方哲学方法梳理儒学发展脉络,将中西哲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找到中西哲学的共通点。尤其是以康德与新儒家作比较,发现康德强调道德意志比理论悟性更具有优先性,在这点上也就更接近于中国思想。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哲学有用于否,并不单是表现在理论架构上,而重在如何使德性更完善地落实于人生层面上。张氏通过分析比较,认为中国哲学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对道德价值的重视。“对中国人而言,道德价值比逻辑、知识论或任何纯粹抽象知识具有更重要的功用。”二是强调道、器合一。“凡是形而下的都可以归溯于形而上的;凡是形而上的都应该用这世界的现象来加以解释。”三是对“心灵的控制”。中国人关注于“内生活”或曰“心性修养”,以不为物欲及偏狭所蔽。四是注重知行合一。人若有志于道,就应“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对国家所尽的义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这四种优长是中国文化重塑的根本。张氏在继承传统、涉猎西学的基础上,以唯心为本、兼采唯实之长,阐发了自己的新儒家哲学思想。
《新儒家思想史》之英文版,于1957年在美国出版上册,1963年刊行下册。书中要点亦曾译为中文在香港《人生》杂志上陆续刊载。拟将全书翻译成中文,初始系由程文熙着手进行,1980年译事告竣。以后江日新再对程氏译稿作校订,终于1986年付台北弘文馆出版社正式出版印行。弘文馆中文版书前刊有张氏后人就中、英文成书经过以及出版过程所写的简要说明。大陆上自上世纪90年代起出版的各种“新儒家”著作,对张氏是书多为节选。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儒家思想史》,是为大陆上出版的相对完整之版本。
《新儒家思想史》出版者:台北弘文馆出版社出版时间: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