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将如何演变?发展中国家该如何应对?中西部地区应如何通过“腾笼换鸟”实现产业升级?5月18日,全国教育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高层论坛”在重庆工商大学举行,2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及相关科研院所的近百名经济学专家齐聚山城,共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良策。在教育部社科司组织下,专家们围绕国际
金融危机见没见底?
专家们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际经济经历的“百年一遇”的大危机。危机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目前危机尚未出现见底迹象,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正明显增大。国际经济要走出危机的泥潭,还需较长时间的努力。随着国际金融环境影响的逐步加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而且会越来越突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丁志杰教授认为,如果美国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次贷危机就不会谢幕。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这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在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同时,这些国家还必须高度重视资本流动的风险,防止资本流动逆转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邹璇博士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要防止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扩大需求,改善供给。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左教授强调,危机还在延续,应对措施也应有经济周期的长期视角,长短协调、内外兼顾,通过扬长避短,力争“独善其身”。
中国经济如何避免“深度调整”?
危机发生后,中央迅速确定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总体原则,并基于这一原则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举措。与会专家认为,这些重大举措对提振我国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吴晓求教授说,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出现的危机,从起源上看既不来自实体经济的衰退,也不来自金融体系财务状况的恶化,而是与当时过度的紧缩政策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政策性萎缩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大幅波动,之后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引发了出口需求大幅下降,进而使实体经济出现了深度下滑,并在客观上加剧了资本市场的下跌。因此我国将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正确的、必要的。他建议政策要兼顾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以利于刺激内需。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说,投资与出口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为此需要恢复利率平价,降低税率平价,促进自由贸易,在避免金融战的同时实施适度的金融管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认为,除了继续坚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还应加大城市化力度以提高国内消费;改变金融结构,建立更多中小银行,通过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带动国内投资。同时鼓励私人对外投资,进行一次上世纪70年代末“洋跃进”式的大规模技术升级。
化“危”为“机”有何良策?
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是各国政府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时考虑的核心问题。与会专家认为,重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基础是建立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与此同时,还应考虑组建一个各成员国认可并积极参与的新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启动对现行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建立国际金融救助体系;促进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变革与格局调整,构建纽约、伦敦和上海三足鼎立的全球金融中心。
吴晓求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形成,中国成为21世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崇举说,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转型的重要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对这些区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原材料和资源性产品价格下降的机遇。西部地区更应充分利用国家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有利时机,偿还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欠账,加大企业技术改造投入,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张东刚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发挥学科和专业优势认真研究和探讨应对危机、保持增长的政策措施,既是为国家和地方提供更多的理论和智力支持的需要,也有利于推进金融理论创新发展。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还应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为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培养更多尖端的金融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