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经济的总量增长在行业层次上总表现为部分高增长行业的规模扩张,一国经济的结构调整首先表现为部分高增长行业的出现和成长。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高增长行业对于每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启动和推进,对于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升级都起着重要推动作用。鉴于此,对我国高增长行业发展的动因、过程、特征、绩效和政策
高增长行业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通过研究高增长行业的部门特征和属性,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10轮周期之中。与之前的几轮相比,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持续时间长、运行相对平稳,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如何控制通胀、延续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也成为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经济的持续增长既是GDP、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等总量变动的过程,也是三次产业结构和各次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过程。由于各个产业发展的初始条件(主要是资源禀赋结构)、产业特性和政策环境不同,因而行业的规模扩张速度必然表现出差异性。正因如此,总量层次的经济增长在产业层次上必然表现为部分高增长行业的发展。由于本轮周期中以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行业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因此高增长行业的增长速度、规模和持续性以及高增长行业的有序更迭,将最终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周期。
――通过研究中国高增长行业的产业发展绩效,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增长是重要的,但发展才是目标。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已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如何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在产业层次上主要表现为如何提高高增长行业的增长质量并促进高增长行业的承接转换。产业发展绩效的核心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提升的途径,一是通过资源在部门间、企业间和产品间的重新配置实现配置效率的提升,二是通过制度、管理和技术创新实现技术效率的提升。因此,研究高增长行业的发展问题就必须对影响产业内和产业间要素与产品流动以及创新效率和机制的制度性因素和经济性因素、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外生因素(如相对短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内生因素(如产业政策工具和措施)加以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通过研究中国高增长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助于又好又快地推进我国的新型工业化进程。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以及人力资源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经济发展战略落实到产业层次上,就是如何转变产业的增长模式问题。高增长行业是对于一国经济增量贡献度最高的行业,因此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点首先应当是高增长行业增长模式的转变。1998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以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为代表的高耗能产业成为高增长行业的主体。一方面,以汽车、通信设备和机床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类高增长行业与其他产业存在较高的关联度,这些产业的增长不仅会在投入产出意义上带动相关产业规模的扩张,其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更会与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产生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高耗能产业的集约式发展又是实现资源节约和污染控制的关键。技术创新需要企业进行研发投入,节能减排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利用行业高速增长的机会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和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无疑是加速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可行路径。
――通过评估和研究高增长行业的产业政策,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效性。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对利率、税收等总量指标的调节来实现,但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具有滞后性,而产业政策恰恰具有前瞻性和长期性的优势,因此产业政策,特别是针对高增长行业的产业政策对于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政府针对高增长行业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如2005年7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提出钢铁产业的布局调整要与城市发展相结合、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禁止外资控股等重要措施;2006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优化装备制造业产品和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大力提高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重点工程为依托推进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制造,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壮大一批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和工程公司;其他如《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等政策,也都针对相关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因此,从产业组织、技术创新、经济效率、外资外贸等不同角度揭示这些高增长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和差异性,以及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进而对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科学、客观、合理的实证依据,对于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识别既有政策的重点和不足具有重要意义。
高增长行业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
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有三个基本视角,一是总量视角,二是结构视角,三是单个产业的视角。产业结构视角的研究又分为跨产业研究和针对某个特殊产业群的研究。从理论上讲,高增长行业问题研究应属于结构研究中的产业群研究的范畴。
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既可以从总量的角度,也可以从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如果视经济增长为一个总量变动过程,则总量政策就应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政策手段;如果视经济增长为一个结构调整过程,则产业结构政策就应担当主角。经济增长到底主要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历史起点(结构非均衡是否严重)和制度环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非均衡程度还较为严重以及制度基础还不尽完善的情况下,结构研究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学科范畴看,总量研究大体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产业结构中的跨产业研究大体属于发展经济学范畴;针对单个产业的研究因问题出发点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主要的理论工具应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严格地说,产业结构分析中的产业群分析并没有完全对应的理论基础,它的研究完全由问题决定。例如,对开放条件下高增长行业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国际贸易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对高增长行业市场结构问题的研究主要依赖于产业组织理论,对高增长行业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演化经济学和创新管理理论,等等。但既然高增长行业没有基于统一分析框架下的理论基础,为什么还有必要将高增长行业问题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研究呢?这是因为,高增长行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群”,具有理论上可以抽象和概括进而进行学术研究的一般性,表现在:
1、高增长行业具有成群性。罗斯托是最早从产业群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他提出,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已不是单个主导产业,而是几个产业共同起作用,他将此称为“主导部门综合体”。他利用“后向关联”、“旁侧关联”等概念将汽车、化工等从技术上看没有任何关系的产业从经济意义上很好地联系起来,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学可以分析的研究对象。统计分析显示,我国的高增长行业也具有“成群”增长的特征。例如,1998年以来我国的高增长行业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产业:一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的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燃气生产供应业、邮电通信业、房地产业等;二是带有重化工业特征的行业,包括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这些行业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产出增长意味着,一个产业群具有两个共同的经济特征:一是较高的收入需求弹性;二是较高的供给弹性。从这些特征出发,结合不同产业的特殊性,研究这些经济变量对产业组织、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和效率等各个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尽可能揭示不同产业影响机制的共性,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高增长行业具有阶段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我国高增长产业出现的层次性: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高增长行业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行业;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高增长行业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以及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家电产业等;1998年以后,高增长行业主要是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题的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高增长行业的阶段性还表现在国际比较的同质性方面,例如从行业类型看,我国1998年以后的高增长行业与韩国1970-1990年期间的高增长行业就十分类似。从具体行业来看,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美、日、韩、中等4个国家都处于高增长行业之列,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高增长行业具有阶段特征。这表明,高增长产业群的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从理论上解释这些产业的共性和规律性,对于理解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和预测未来高增长产业群的特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除了描述和解释高增长产业群的共同性以外,高增长行业研究的理论意义还在于通过对中国特定经济因素的分析,发现中国高增长产业的特殊性,可以对既有的理论假说和命题构成证实或证伪,从而修正或拓展现有的理论。例如,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和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的高增长行业必然而且应当是以体现劳动要素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然而对中国的研究显示,1998年以来,多数高增长行业是以医药、软件和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高技术产业。而且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相悖,相对于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而且具有较强的抗成本压力性:根据2008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从出口结构上看,虽然纺织、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出现下降,但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稳定,成为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2008年1-6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3887.8亿美元,增长25.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961.7亿美元,增长21.8%。这表明,面对资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我国高技术企业的适应和调节能力不断提升,并最终表现为产业间、产品间资源配置效率和新兴部门内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我国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特征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一致性意味着:首先,在要素禀赋结构之外存在其他经济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主导着产业的增长;其次,标准的比较优势理论可能需要必要的修正和拓展,也就是说,对高增长行业问题的研究可能成为理论发展的重要平台。
总之,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研究除了需要进一步深化关于总量结构、产业结构和重点产业的分析,还要加强对特定产业群(如高增长行业、高技术产业、主导性产业、衰退性产业等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将作为对总量研究和跨产业结构研究的重要补充,能够深化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理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