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均先生在《湘军三次屠城考论》一文中指出：“抢掠与放纵，严重地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故李续宾部在九江屠城后不久就在三河被太平军全歼”（《光明日报》2008年3月23日第7版）。毋庸置疑，作为非正规军出身的湘军，在饷源短缺、欠饷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抢掠钱财的现象有可能随时发生，但据相关资料记载，李续宾治
其一，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新的领导核心的确立，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等人主持前线军政，能够正确运用战略战术，促使太平军战斗力有所增强。1858年8月枞阳会议后,陈玉成率部东征，在滁州境内与李秀成部会师，一举击破江北大营，歼敌万余，取得浦口之役的胜利，随即分兵进取苏北，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为了分散湘军进攻安庆的注意力，保卫天京外围屏障皖北，陈玉成率军东下时故意绕道巢湖北面，先行攻占庐州，以诱使湘军分兵赴援庐州，设重兵围而歼之。太平军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一时未能被李续宾等人识破而使之陷入绝境不能自拔。因此，三河之役的胜利，既是太平军正确战略决策运用的结果，又对太平天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政治意义。正如郦纯先生指出：“三河之胜，歼灭敌军主力，逼其退守鄂东，制止其长驱直入之势，扭转了自‘内讧’及石达开出走以来的艰危局势。”（郦纯著：《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第一册，第80页）
其二，李续宾部湘军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李续宾被称为“专以救败为务，以顾全大局为先”（《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935页）的湘军儒将，自1854年夏随罗泽南助曾国藩出师东征，转战湖北、江西等地，先后攻占城池20多座，所部人数较多且战斗力较强。在1858年5月攻占九江后，李部本应就地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且以湖北为根本，然后相机进击安徽。然而，李续宾为了配合都兴阿早日实现安庆合围，自恃兵力雄厚，战斗力强，过分看轻了太平军力量，且为陈玉成声东击西之计所误，贸然分军武昌至庐州一带，犯了兵力分散、战线过长之用兵大忌。对此，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郭嵩焘等人几乎一致认为是李续宾败亡三河之役的重要原因之一。“迪军分希庵留于湖北，又分八、九营守浔湖彭泽，又分九营守桐城，又分二营来余处。分军太多，胜仗太多，固宜不免一挫”（《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320页）；“然合计兵勇，一分于九江、湖口、彭泽、再分于蕲州、黄州、又分于桐城、舒城，所带不过五千人”（《胡林翼集》一，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27页）；“提军深入,后无继者,每得一城辄分兵驻守,愈分愈单”（《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08页）；“安庆未复而径诣舒、桐，兵力既分，又深入贼地，腹背受地［敌］”；“迪兄进剿三河，弟日以其兵单为念。……弟前次交沈克垣兄去一函，曾详言前途贼众，不宜急进，须后路严防为要者，盖虑迪兄之单耳。”（《彭玉麟集》中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21页）应当说，曾国藩等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加之，李续宾在进兵三河镇之前，对于太平军经营此地的情况并不十分明了。三河镇距庐州不足百里，“为水陆冲途，实扼庐州总要”（《胡林翼集》一，第527页），陈玉成等重点设防于此，设立坚城一座，砖垒九座，凭河设险，经营有年。且在李续宾部连陷太湖、潜山、桐城等地的同时，陈玉成等调集大军增防庐州外围，分段截断湘军后援之路。这样，李续宾部败亡三河的结局也就成为必然了。
其三，官文等部清军配合不力，赵克彰等部湘军临阵脱逃。官文系满洲正白旗人，1855年出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此人贪劣庸玩，瞧不起汉族地方军政大员，表面上虽与湖北巡抚胡林翼相安无事，实则处处为难或敷衍应付。当李续宾进兵桐城了解了太平军重兵设防的实情后，急忙致书官文速拨援兵时，官文居然坐视不救，“持公书遍示司道曰：‘李公用兵如神，今军威大振，何攻不克？岂少我哉！’其下无敢异者。”（《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181页）此时，居丧在湖南的胡林翼“急走书官文，言公力战太苦，兵太单，后路太薄”，力促官文火速赴援三河，但“官文坚持初意”（同上），始终未发一兵一卒。事后，官文却将责任转嫁到湘军中下级将领头上，“随营镇将竟置主帅于不顾，深为愤慨，令人切齿！……必当严办以肃军令，始克复整军威”（《三河之役――致李续宾兄弟函札》，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3页）。由此可见，满族官员与湘军将领之间的隔膜与矛盾是相当突出的。后来，左宗棠因“樊燮案”遭官文有意打击最终在汉族官员的抗争下“起死回生”，以及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后将官文扳倒，则是满汉官僚之间隔膜与矛盾的延续。李续宾在向官文请求援兵的同时，求援于另一满族将领德兴阿，但德兴阿也“坐视不救”（《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此外，李续宾“添调换防浔军，并留防陈德园之昌营，星夜赴潜山接应，又调桐城兵赴舒城接应”，均“未及到防”（同上，第468页）；“飞檄召赵克彰以六营赴援，克彰不进”（《湘军人物年谱》（一），第182页）；亲信部将李续焘等又临阵自顾逃命。身陷绝境，援兵不来，部将脱逃，李续宾败亡三河也就势所必然。
其四，求胜心切，意气用事。李续宾素以“以动制胜”的用兵方略见长，而且效果明显，即使在进兵三河之前的月余时间里，“力战太苦，后路太单，壮士受伤太多”（《胡林翼集》二，第193页），仍能连克太湖、桐城、舒城等要镇，“深入四、五百里，寇城垒望风溃破。”（王?运：《湘军志》，第37页）接连胜仗，不免使李续宾滋长了轻敌冒进的情绪，当进兵三河之前曾国华劝其慎重时，他执意“不肯留军示怯，则进三河”。（同上，第37页）当其身临三河绝境时，部将建议退守舒城、桐城，但李续宾听不进正确意见。“公曰：‘贼能战，我亦能战。退，必为所蹑’。”（《湘军人物年谱》（一），第182页）初战不利，又有人劝其先事突围，然后再图进取，李续宾固执己见。在此时，李续宾的意气用事已经代替了理智处事，对清王朝的血性忠诚使他作好了必死的打算。结果，连同他的儿女亲家曾国华在内的四五千湘军将士成了太平军的刀下鬼。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政法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