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昔日被资助的对象，如今竟以慈善之名行骗。马书军，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三年前曾从红基会获得三十多万元善款给孩子治病。参加志愿者工作后，他却骗取白血病患儿家长信任，取得身份证件和医疗费凭证等，用于申请红基会旗下“小天使基金”
谁让行骗者有机可乘？
公益时报的评论分析说，内部监管不到位、行政监管有漏洞、社会监督有缺失，正是马书军行骗屡屡得逞的核心原因。按照有关章程，款项发放之后就应对患儿家长展开回访，事实上这样的程序直到问题曝光后才进行；出现严重问题的“小天使基金”，今年二月居然通过了二○○八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计；而这么多家长轻信马书军，也说明社会监督的不足。公益慈善资金是困难群体的救命钱，却得不到善用，这给刚刚起步的中国慈善事业蒙上了阴影。有关部门应以此为鉴，从法律、制度和具体措施上切实解决监管不力的“三重门”问题。
建章立制对慈善事业格外重要
新京报的评论指出，作为义工，调查了解适助对象、收集有关材料是马书军的职责。然而款项究竟是否发放到位、使用效果如何，却缺乏足够的关注。马书军当上志愿者时间不长，便看出善款发放程序有空子可钻，说明监管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人非圣贤，面对这样一块肥肉，没人打主意才是怪事。对慈善事业而言，建章立制显得格外重要。如果类似的空子太多，显然会影响捐赠者的积极性。真切希望所有的慈善机构都能以此案为契机，强化公平发放善款程序，完善全程监管机制，给乐善好施的人们以足够的信心。
公益事业成功的第一条件是真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红基会有关负责人主动披露了此事，并接受了媒体采访。凤凰网的评论认为，这一做法值得敬佩。一些大型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运作不规范的现象，但传统的思路一般都是家丑不外扬。而敢于向媒体公开，表明了一种姿态，那就是中国红基会愿意接受公众监督，并对每一分钱的捐助者负责。我们有理由相信，红基会将从这次事故中总结出教训，以后把对民间公益的资助办得更好。公益事业的难度都很大，成功的第一条件，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真诚。
（均为本报记者王逸吟编辑）
背景
因为问责严厉、工作缺少“安全感”，日前湖南娄底涟源市煤炭工业局下辖的四十八名乡镇安监员，先后以各种理由提出辞职。在涟源，煤矿安监员中流行一句话，安监员要有“机器人般的体力，圣人般的智慧和品德”，同时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乐观向上的心态。
集体辞职关键在于责权失衡
检察日报的评论分析说，安监员们常常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关键是他们手中没有执法权，凭他们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阻止、改变矿主违规生产的现状。但发生事故后，他们却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轻则罚款受处理，重则被判刑坐牢。由此可见，安监员集体辞职的根本原因在于责权严重失衡。要让安监员真正发挥作用，除了提高他们的待遇外，更为关键的是要有履行职责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真正能够起到“安全监督”的作用，而不是把他们平时当摆设、出事时当砝码。责权统一了才能追究他们失职的责任。
严厉问责应成为常态
安监员集体辞职，并非说明严厉问责不应该，恰恰反映了现在的严厉问责不够普遍。现代快报的评论认为，如今很多官员，权力很大，责任却很小。即使出了事，问责也是轻描淡写，要权不要责已经成为一些官员做事的潜规则。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稍有一点问责，一些人就会感到吃不消。要减少安监员集体辞职之类的怪事，根本的方法不是减少严厉问责，而是要让严厉问责普遍化、常态化，让每一个公务员都面临着严厉问责的风险，把接受严厉问责当成一种习惯。
集体辞职更像是讨价还价
武汉晚报发表文章表示，安监员们的辞职分明是一次蓄谋已久的集体行动。一些安监员称，细致甚至繁琐、严厉的考核办法，常令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须知这些规章都是矿工用命换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制度设计有现实价值。显然，当权力寻租不那么顺畅，当“官煤勾结”不太轻易了，才会转而怀念过去的好日子，才会对当下心生不满。的确，责、权和利应该对等，但是，在责上锱珠必较，在权和利上无限索取，这本身就不对等。有安监员说，“我们没有执法权”，这样赤裸裸的表白，更像是在讨价还价。
（均为本报记者赵达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