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受冤屈,坎坷历尽,雷云何以能坦然面对个人遭遇而毫无怨言?反右被错划为右派,“文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雷云何以能始终保持坚定的信仰,忠诚于党的信念矢志不渝?身患癌症,命悬一线,雷云何以能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瘦弱的老人?
“是信仰!”雷云回答。“信仰是信念的基础,信念是信仰的体
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度过人生最黑暗的岁月
初中时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雷云有感于理论竟然能如此酣畅地把道理说清楚,从此对理论着迷。
1952年,雷云被保送至华东师大历史系。因为太喜欢理论,他主动放弃三年制的历史专业而选择两年制的政治教育专业。大学期间,他给自己确立的奋斗目标是: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后来他认为这是“少不更事”,并将目标修正为做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但正是这立志高远的勃勃雄心促使他努力学习理论,钻研马克思理论终生不息。
“华东师大的两年学习为我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雷云说。“我不光学到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学到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我从根本理论上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
一本好书确立了雷云的人生目标,一张报纸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57年6月初,雷云赴杭州探亲,归途中在火车站买了一张浙江日报,这一小小的举动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报上有一篇理论文章,雷云读罢,不同意作者的某些观点,遂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寄去,浙江日报很快发表了他的文章。
雷云不知,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浙江省的一位领导。年轻的雷云没有意识到挑战权威的严重后果,他只知人生有路,不知人生还有墙,奋然跃起,一头向权威的墙上撞去,一生的命运立时改变。
他的文章在浙江省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引起了省委宣传部的注意。1958年3月,一纸调令,他被调到省委宣传部从事专业理论工作。
同年,他的第一本论著《因果论》出版。
他与领导商榷的是理论观点,政治却来与他“商榷”他的前途命运!他因文而名,因文上调,也因文罹祸,在反右补课中,他原本属于正确的理论观点被扣上“传播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而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降5级工资,下放农村劳动接受改造。
受到这一严厉处分,雷云如坠冰窟。他有两书架理论书籍,他在下乡前将这些曾被他视若珍品、曾给他带来巨大欢乐和力量的书籍不得不以每斤8分的价格处理掉时,他忍不住流泪了。
雷云下乡后,妻子洪映霞偷偷赶去探望。尽管对农村的艰苦已有思想准备,但当她看到丈夫的生存状态时,还是震惊得瞠目结舌:雷云住的竟是一家农户的猪圈。
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残着雷云,困难时期的物资匮乏折磨着雷云,极度劳累加上极度营养不良,雷云得了严重的肺炎,被送医院抢救,奄奄一息,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
然而雷云终于还是战胜了死神的挑战,活了过来。
原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小本谈及雷云蒙受的苦难唏嘘不已。他说,雷云下农村后杭州的宿舍被收回,其妻洪映霞住进了集体宿舍。雷云回杭州探亲时已没有家,夫妇俩无家可归,黄昏后只好在西湖边漫步,享受这逼出来的“浪漫”。
在人生最黑暗的岁月里,雷云没有悲观绝望,他坚信历史会还他以清白,坚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抗拒,历史的辩证法终将取得胜利;他坚信寒冬终将过去,春天终将来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迟早会得到实现。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使他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光。
农村改造使雷云脱胎换骨,他学会了所有农活,他插秧插得又快又直。1959年,他被“摘帽”,1962年重新分配到台州地委党校资料室当资料员。
坚定的信仰给了他在逆境中奋发的力量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资料室工作为雷云提供了学习的条件,对马列主义的深厚感情被重新唤起,他更加痴心地沉溺在阅读中。好在他是只身到台州工作,妻子和女儿都在杭州,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空余时间都被他耗在阅读上。就像他的一位友人开玩笑说的:让雷云管资料室,就像让猫守鱼缸,让老鼠守粮仓。在“守鱼缸”和“守粮仓”的日子里,雷云成为饕餮之徒,饥不择食,大量阅读马恩列斯原著和党的文献及时政文论。
通过大量的阅读,他的思想更趋成熟。“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时的雷云又置自身于度外,按捺不住开始写作。
1963年10月31日,他的长文《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事后他才知道,人民日报曾给台州地委党校来信调查作者的政治身份及表现,校党委据实以告:曾为右派,已摘帽,现表现良好。就这样,一个摘帽右派的文章居然在人民日报登了半个版。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不断刊发文章。
忽一日,雷云发现投给人民日报的稿件竟在文汇报刊出。原来,文汇报编辑在拜访人民日报同行时看到此文,索要了这篇文章。
在四清运动前的一年半时间内,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大报大刊上连发了22篇文章。
“文革”中,雷云因议论庐山会议同情彭德怀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视知识为反动为罪孽的岁月里,在挨批斗受迫害的日子里,造反派不许他读书,更不准他再写文章。苦闷的雷云无师自通学会了木匠和油漆,他的智慧只好在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地方流光溢彩,血液中澎湃着马恩哲学思想的学者,竟将哲学风干成一根根木料,化做一个个精准的榫头,将理性的情怀结构成一件件家具,物化成扬琴、二胡等乐器。理论工作者竟成功地脱胎换骨成木匠,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
雷云在回顾人生的这一段历史时说:我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为什么被打成右派进入人生低谷的时候还是坚持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写作和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即使在“文革”年代处在最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也并不绝望,更没有产生过轻生的念头,而且还反复研读毛泽东著作,说到底是因为有精神支柱,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和信念未曾动摇。
坚定的信仰给了他战胜谬误的勇气
理论探索有风险,坚定的信仰给了雷云敢于冒险的勇气,也给了他战胜谬误的力量。
1976年,历史终于翻开了全新的一页,雷云迎来了人生的春天。在右派平反之前,台州地委党校便提前将他启用,让他登上讲台传道解惑。
“四人帮”刚粉碎,整个思想战线还笼罩在“两个凡是”的极左氛围中。登上讲坛,该给学员传授怎样的理论?传授“两个凡是”的理论?雷云没有这样做。深入的思考使他意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正是这一错误的理论导致了“文革”的发生,导致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他准备在讲课中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讲稿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学员争相传抄,甚至,他的讲稿成为手抄本在当地流传,他的讲稿成为台州地区思想解放的一个先声。
1978年3月,台州地委召开理论务虚会,一位地委领导点名让雷云参加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雷云不避风险,公然在大会上说:我国极左盛行连续批右的20年,实际上是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20年,是丢掉了实事求是的20年。他的发言引发了“地震”,有的县级领导抨击他是“右派本性不改”。好在地委思想很解放,认为雷云有思想,敢讲话,反而任命他为地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
雷云出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宣传部副部长后,开始统领全省的理论工作。肩头的责任更重,风险也更大了。但他没有明哲保身,而是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坚持真理,与谬误展开斗争。
80年代中期,由中宣部理论局与教育部联合主编的高校教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出版就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被说成是“一本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材”。当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来杭州谈及此事时,雷云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有人要否定高校“两课”建设,他马上表示要写文章声援。
不久,卢之超回京便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了雷云的文章,他旗帜鲜明地对否定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错误观点进行驳斥。卢之超回忆此事时说:“雷云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忠诚,对党的事业非常认真、敬业。”
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人因此怀疑社会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却受到一些人的追捧。面对这一倾向,雷云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大声疾呼要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理论界有人对共产主义表示怀疑,认为这是遥远的甚至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是“乌托邦”。雷云理直气壮地回答: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共产党人就是要为它的实现而奋斗一生。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信念不动摇;如果说的写的是马克思主义,心里却在怀疑马克思主义,岂不成了“两面人”?岂不是把党的理论工作这一崇高职业当做单纯的谋生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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