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型”与“整体型”课本能不能像鄢亭枫先生说的那样“统一起来”(文见光明日报2009年5月25日《国学》版)呢?回顾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答案是很难把它们统一起来。就是采取“大单元”的编排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文选型”课本的一些缺陷,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行语文课本的弊端,也没有动摇和改变固有的语文
由于汉字具有极强的表达功能和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等文体,很少出现鸿篇巨制,大都是以篇(首)为单位的作品,这是“文选型”课本形成并延续下来的主因,而以篇(首)为单位的作品,一定程度满足了教学的特殊要求,人们容易接受和习惯“文选型”课本(几乎成了集体无意识)。远的不说,明清以来直到废除科举,语文教育一直是“文选型”课本,其主要教材是“四书五经”,特别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客观地说,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的人,大多语文能力平平,反倒是一些未能取得功名的人具有很好的文学艺术才华。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后者不囿于“文选型”课本的束缚,寻找适合自己天性的文学作品学习,从而激发了语文学习热情,提高了语言学习与运用能力。“文选型”课本培养不出曹雪芹,也培养不出龚自珍。
辛亥革命前夕,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影响到教育体制和教材的急剧改变,1902年,彻底废除了科举考试,然而,建设新的教育体制与教材则缺少科学的先进的教育思想支撑,也缺少反映时代要求的语文教育教学纲领。新教材是仓促之间由出版单位各自编写推出的,语文课本仍然是“文选型”。20世纪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虽然在语文教育和课本改革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后来又由于历史原因搁置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同时,时代和经济社会的不断改革开放,对语文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墨守成规的“文选型”课本,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对语文教育的迫切要求了。
如何解决传统的“文选型”课本与努力提高语文学习质量之间日益显著的矛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不是单纯地用“整体型”代替“文选型”,也不是把“文选型”与“整体性”统一起来,就能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站在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关键是转变和更新语文教育观念。具体地说,应该在先进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下,认真地梳理丰富的传统语文教育遗产,进行必要的扬弃,保留值得发扬光大的珍贵的语文教育有利因素,抛弃那些不利因素;努力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母语教育经验,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体系,改变现行课本格局,相对集中语文课程资源,大胆创新,充分利用现代文学研究和汉语研究成果,探索新的语文教材形式。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也是需要集中力量突破的“瓶颈”。
那么,新的语文教材形式应该是什么呢?至少不再是“文选型”课本,而是把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放在首位。汉语知识系统连贯,作品美学风格统一,切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学生心灵世界,既能传承古典文化又能提升汉语水平的课本。这个课本不是由几个单元组成,而是按照当代―现代―近代―近古―中古―远古的时间顺序来编排,以整册为单位,重点突出一个时代的顶级文学家的代表作。其次,再扩大阅读介绍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方面保证了语文知识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文学作品审美风格的前后统一,还兼顾学习了其他相关的文学作品,在课本的编排上也显得眉目清楚、主次分明。调整现行课本格局,把每学年的两册改变为四册课本(总体字数不超过现行两册课本),这样,既易于教师的教,也易于学生的学。至于按照上述的逆历史时间顺序编排课文,是遵循了认识从简到难的规律,也符合学生求知逻辑,沿着文化的枝叶逐渐延伸到主根,根深才能叶茂。假如真的大胆尝试这种课本,提高广大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质量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之所以否定“文选型”而强调“整体型”课本的意义和道理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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