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伪与防伪之博弈
古代竹简文献作伪突出表现在《古文尚书》上,说起来它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成帝时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献给朝廷,当时即被识破。而东晋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却蒙蔽了后世无数大学者。南宋时朱熹虽然怀疑此书为伪书,但又担心因此“倒了六经”,所以其弟
那么,现代是否还会再次出现《古文尚书》造假的可能呢?我们认为,从动机上说是绝对有可能的。近年竹简文献的价格已经炒成天价,这足以激起一些人作伪的热情。当然,今人要造出足以乱真的假简,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它需要有高技术手段(例如能通过碳14技术测定)和高知识含量(较高的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文献学、古代史以及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识),显然这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必须有若干具有高水平专业知识的人的合作,以及高经费的投入(此即所谓“三高”作伪)。虽然有这样的那样的困难,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做不到,民间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物都有,绝不可小看。更何况“竹简热”已经“热”了十多年,如果作伪者同时起步,时至今日,以他们所积蓄的能量和经验,很难说不能上演一出新编伪《古文尚书》的闹剧!而这正是今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所深以为忧的。这正如古语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作伪与防伪的反复博弈中,防伪的一方若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就可能铸成大错,付出沉痛的代价。
这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以现在对这批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得而非经考古发掘得到的“清华简”所做的鉴定,能否绝对排除其为今人伪造的可能性?我们的回答是:不能。为什么?这是由竹简文物鉴定的特殊性决定的。
现在鉴定古代竹简的方法,基本是两种:一是靠专家的直觉经验判断,二是靠碳14的技术测定。两种方法中,又以专家的直觉经验鉴定为主。竹简文物的鉴定不同于一幅古字画或一件古瓷器的鉴定,后者是以整体呈现给鉴定者的;而竹简文物往往是由批次计算的,一批竹简文物经常有一两千支竹简,而由专家组成的鉴定会通常只开半天或一天,这样一来,除少数样简经专家粗读辨识外,绝大部分竹简只是看看外观和字体而已。这就是说专家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所做的判断只是在竹简的外观和字体上把关,并没有全面有效地从文献的内容上设防。就拿这批“清华简”来说,2388支简,整理小组说全部破译需要十年。一批需要十年才能破译的竹简,却要求专家在半天或一天之内做出真伪鉴定,这也许神仙才能做到!一言以蔽之,此种竹简文物鉴定方式的缜密性是有待认真检讨和改进的。
至于以碳14测定作为防伪措施,也同样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保障,这里不拟多说。
从理论上说,以上两种方法并不能做出绝对肯定的鉴定结论,这使许多研究者心里并不踏实。那么我们对这批竹简应抱持什么态度,还应采用什么办法进一步来确定其真伪呢?
(一)现在既然不能绝对排除“清华简”为今人伪造的可能性,那对“清华简”的真伪就要做双向思考,而不是单向思考。回顾历史,在正常的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中,从不排斥“怀疑”和“质疑”,“怀疑”和“质疑”反倒可能促进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都是如此。因此对来历不明的竹简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存疑的警惕,恰恰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
(二)我们以为,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最重要而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弄清这批竹简的真实来历。如果这批竹简文献是真《古文尚书》和《乐经》等,那我们更需知道它出自哪里,给历史和后人一个明确交代,而不能再像前人那样将《古文尚书》问题弄成一笔很难理清的糊涂帐。
(三)在我们看来,传统的文献考证和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于“清华简”内容真伪的鉴定而言,在方法论上仍有其价值,甚至还有某些优长之处。因为相比之下,现代作伪者若造假,困难的可能不是让竹简通过碳14检测,也不是会认、会写古文字,并能把它设法写在竹简上,困难的恰恰是如何编出竹简的内容,并使其表述方式符合规范,其思想内涵合乎义理。由于在这方面需要复杂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综合性知识,特别是有关史书笔法的知识,而这些正是造假者尚一时难以掌握,往往容易露出破绽的地方。这就需要学者独具只眼去辨识它。传统的古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考辨方法的意义在于:如果竹简其他方面都“对”,而从简文内容上能发现其中若干确切的作伪破绽,则此竹简涉嫌“高级”作伪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这种方法可以增强现代学者防伪的“免疫力”,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二《保训》疑问申论
从已披露的“清华简”的内容看,在这方面恰恰是存在问题的。为此,我在5月4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保训〉十疑》,“十疑”中于每一“疑”下又提出若干疑点。当时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论述。拙作发表后,王连龙先生于5月25日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文章:《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对拙作做出回应,由于王文的回应多未中肯綮,本人并不能由此而“释疑”。在我看来,《保训》中的重要疑点约有数事,正符合前人归纳的作伪者容易犯的错误如错用、误仿、妄说、不似等,今再申论如下:
(一)错用。关于“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尚书・多士》篇有“旧为小人”句,这里“旧”读为“久”,仿此,“昔舜旧作小人”若译成现代白话,就是:“从前舜曾长期做小民”,下文“亲耕于历丘”就是在这一语境下讲的。王连龙先生在其《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一文中说“舜并非为以往学者所认为的庶人”,舜是“氏族部落首长”或别的什么身份,这里没必要讨论。因为我们只能在《保训》篇“舜旧(久)作小人”的语境下来讨论问题。《保训》正是在“舜旧(久)作小人”的语境下,讲他“亲耕”于历丘的,而这恰成为一大败笔。因为在古代,“亲耕”二字从来不是随便用的。我们查了汉代以前古籍,只有天子、诸侯行藉田礼时,方书“亲耕”,三公九卿大夫随行藉田礼时,则书“躬耕”。而天子微时、圣贤在隐,皆书“耕”或“躬耕”,绝对不书“亲耕”。传世文献在述及舜的往事时照例皆书“舜躬耕历山”云云。王连龙先生文章说:“《保训》篇既然为传世抄本,即不排除异文讹误、甚至润色改写的情况存在。”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排除,即便如此,古人无论如何“润色改写”,都不应该犯这种一面说“舜旧(久)作小人”,一面又说“亲耕于历丘”的低级错误的。犯这种错误的只能是不懂史书笔法的现代作伪者。此等处犹如仿古瓷器虽然仿得足以乱真,但一看瓷器底部的款识而一下露出了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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