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属性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20世纪80年代常常被视为“第二个五四时代”。从70-80年代之交“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反封建”主题,到8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思潮与“文化热”,五四传统进驻到当代中国文化阐释的中心位置,并构成了人们体认“新时期”的核心表述。
周立民:冯骥才小说的民族民间文化研究载《中国作家》2009年第5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冯骥才在城市保护、民间文化和当代文化问题方面的种种声音,似乎已经掩盖了他的作家身份,虽然《神鞭》、《三寸金莲》、《一百个人的十年》等作品不断重印,仍为众多读者所喜爱,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似乎早已远离当今文学现场。对此,我倒是另有看法:一是冯骥才今天所做的是文学的延续,他仍然是以作家的眼光、作家的语言和激情参与当代的文化活动,向我们展示了作家参与社会的另外一种方式。有人说,冯骥才这一代作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言下之意是他们强烈的文化承担和使命感使他们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读者的共鸣,但也使其作品不纯粹、缺少艺术性。我不知道他们要的艺术性是什么,是躲在象牙塔里苦心经营像蒸馏水那样的纯艺术?的确,冯骥才等人确实永远也做不到。他们的现实感来自内心遭受痛苦折磨的不能承受之轻,来自他们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所以,当他们拿起笔时已经注定如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每个人都有他的现实,但一个作家的眼光和头脑不能只局限在个人身上,也不能超越他身处的时代和社会,企图做一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永恒”艺术家往往是痴心妄想。而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就不能对自身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方雪)
金理:现代名教的界定与成因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4 期
作为“名”的一种形态,“主义”话语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带有价值论断的社会化思想言论,这些言论往往以某种科学、知识学的论证来加强其价值论断的正当性。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从社会到心理、从经济到文化、从世界观到生活方式、从伦理道德到风俗习惯的全面而深刻的转换过程,原有的安身立命的资源失去效力,需要有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来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而主义话语往往充当意识形态转换的急先锋。毫无疑问,主义话语的引介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没有缺陷。比如,汪晖曾经比较过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差异:在西方,启蒙思想抛弃了17世纪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的方法,而代之以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启蒙哲学在各个思想领域中的活动无不带有鲜明的经验论、实证的趋向,反对从原理、原则、公理演绎出现象和事实。而新文化运动宣扬的思想主要从西方植入,而不是来自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的独特性分析,因此许多深刻的命题其实悬浮在人们的实际生活状态之上。大量的主义话语,很难从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思维逻辑的衍展中发现它与产生它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联系。(萧萧)
孙郁:被分解的鲁迅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
关于鲁迅,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有些相似,有一个学院派里的鲁迅,还有一个普通读者眼里的鲁迅。前者把鲁迅放在一个知识体系里,越来越精英化和知识化,后者大概和日常的体验有关。鲁迅在不同群落的形态,构成了他的接收史的多样性特征。
不久前大江健三郎到鲁迅博物馆参观。大江谈到了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很是深入、恳切,有着内心的相通。比如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白光》的理解,有着作家的慧眼,能抓住隐曲里的闪亮处,不能不让人佩服。而对《野草》里的希望与绝望的阐释,是有自己的鲜活的生命感受的。他和鲁迅文本有着天然的契合处,连对文字间的气息的判断都是亲昵的,几乎可以说是极为聪明的体味。这是一般学院派里的读者做不到的。大江没有借用学者们的思考,恰证明鲁迅资源的广泛辐射所至,有了煌煌巨著在,自己的走进,比什么都重要。面对鲁迅,只有个体的真实才是最重要的。(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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