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像(资料照片)
7月2日上午，惊闻电话铃响，来电显示，对方是国家图书馆馆办主任张彦女士。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笼罩心头――20天前，我们
当记者赶到北京医院，病榻上的任先生已经陷入深度昏迷。轻轻握住老人的手，却不忍心看他憔悴的面容，不忍心看着这位曾经气度雍容充满乐观的老人在与病魔做最后的搏斗，自己却爱莫能助。
无数人默默的祝福、无数人衷心的祈愿，终究未能挽留住一代学术大师远行的脚步。7月11日凌晨，任继愈先生溘然长逝。
“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任继愈先生曾经这样说。
是的，他确实将自己生命的效能发挥到了极限――2008年5月，任先生因癌症动了手术，此后，大病未愈的他仍然坚持每周两次到国家图书馆处理公务、审看文稿、接待访客，一如平日。直到2009年3月19日。那是一个星期四，国家图书馆的员工都知道，这是任先生到馆的日子。已经做好上班准备的老人因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从此，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工作岗位。
癌细胞的扩散比预想快得多，它重重击倒了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然而，就在老人弥留之际，昏迷中的他口中道念的，仍然是“上班”、“开会”、“发言”、“某章某节”……
是的，老人还有太多的话要向后辈们叮咛，有太多的文稿在等待他的审阅、有太多的著述等待他去书写……
3年多前，在和记者谈话时，任先生透露过自己的一个心愿：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在老人的构想中，这部哲学史与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不同――不是教科书，全部是个人研究心得。“不想太长，30万字吧。”先生计划着。举重若轻、不慕虚华，正是老人的学者本色。
老人最终未能完成这部只有30万字却令人充满期待的大书。
因为，在他的案头，总有看不完的书稿占据着他所有的时间。而与自己的著述相比，他永远把这些书稿排在更加优先要处理的位置。《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无一不是鸿篇巨制。
年逾古稀，完成个人心愿的愿望是何等的迫切。任先生比任何人都清楚时间的宝贵。但在他眼里，编纂这些大部头的著作，是“抢救”，更是“铺路”。他毫不犹豫将这双重责任扛在自己肩头，因为在他心中，“他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后人用起来方便。”为此，从不做“挂名主编”的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靠仅存的左眼模糊视力伏案工作，经年不辍。
“不敢从心所欲”，是任先生晚年最心爱的一枚钤章。他总是用老师熊十力先生的话作为丈量自身的尺度：“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任先生晚年，埋首书山，心系世事。为学之外，牵挂最多的是当下的中国教育改革。谈及教育改革，话虽不多，但总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这是他一贯的治学风格。当年，正是抗战中那次著名的“湘黔滇旅行”，让他找到了自身治学方向与中国的未来契合点，从研究西方哲学转向探求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学术之路。他深信，“世间没有纯学术的社会科学。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
任先生一生，心慕两人――鲁迅与居里夫人。前者不平则鸣，毫无畏惧、永不妥协；后者淡泊名利，荣辱不惊、天然本色。如前者不易，如后者亦难。这位被毛泽东评价为“凤毛麟角”的人物，论学，洋洋洒洒；谈己，却惜字如金。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中，他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倾尽心力，离任之际，却只把一件“功劳”归于名下――曾在一块经常被打破的玻璃门上钉上木板，提醒人们留意，从此这块玻璃无恙。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如是观。
韩愈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据说，先生“继愈”之名，来自他的老师对他成为韩愈那样一代大家的期许。纵观任先生一生为学做人，不负“继愈”之名。
斯人已逝，翰墨留香。
（本报北京7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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