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凌晨,任继愈先生离我们而去了。赶到北京医院时,家人和同事还守候在他身旁。有位同事拿出梳子,轻轻整理着任先生散乱的头发,大家都难抑悲痛之情。这几天,任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早晨看到急匆匆进馆上班的员工,仿佛还能感觉到老先生胳膊上搭着拐杖,提着皮包,走在嘈杂的人群中。任先生病中,我们
任先生特别关心古籍整理、保护、研究事业,关心国图善本部、古籍馆的发展,甚至对许多员工的学业和生活都关怀备至。他具体指导“文津讲坛”工作,不但亲自主讲,还每月去听讲座。他年届九十,仍然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谈吐风趣,睿智而诚恳,深受员工爱戴和景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任先生经常到国图分馆看望《中华大藏经》编辑组的老同志,帮助他们解决业务疑难问题和生活困难。那时我在分馆工作,也就有了和任先生碰面的机会。他很和善,见到普通员工点头问好,遇到像我这样刚进馆的年轻人,往往停下脚步谈两句,问问学习情况,最近又看了什么书等等。我在大学里曾读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老子新译》。特别是《老子新译》,虽是薄薄小册,但译文简明,通俗易懂,可以随身携带,不时翻阅、体会。那时在我们心里,“任继愈”这个名字总是和经典联系着。见到这样的大学者主动过问我们的学业,内心非常感动。
1998年底,我调到善本特藏部工作,党组织关系也转到善本支部。听说任先生竟是同一支部成员,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善本部是专家荟萃之地,任先生以学者党员身份,选择这个支部过组织生活,提升了支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成为一个象征,也鼓励后学不懈追求进步。任先生年过九旬还参加组织生活,每次支部选举必到,投下庄重一票。支部发展新党员,任先生来参加,和新党员合影,鼓励他们进步,让这些新党员非常激动。他在支部发言时说得最多的就是学习,希望大家把业务基础垒实;希望青年人要坐得住冷板凳,扎实做好本职工作。
任先生对善本部发展倾注心力。他经常询问善本部情况,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要求干部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同时不放弃文献整理和研究。他说,学会用人很重要,活儿是大家干的,做成事要靠大家共同努力。他对善本部团结向上的气氛很赞赏,也强调培养青年人,多给青年人提供机会,给予台阶,帮助、鼓励他们上进。老同志要做好传帮带作用,他举敦煌遗书整理研究的例子,说方广?带李际宁,李际宁之后也要有接班人,要形成梯队,保证这个事业进行下去。他主张把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从分馆调到善本部来,和藏品离得近些,让大家多看原件。强调研究敦煌遗书要把基础做扎实,比如新旧《唐书》,一定要熟读、读透,还要掌握正确的学术研究方法。他对善本部老同志充满关爱。黄明信先生九十寿诞,文集出版,善本部专门为他举办座谈会。任先生亲自参加,那天他特别高兴,说这样尊重老同志的活动要多搞,让他们觉得在图书馆工作是值得的。
任先生对善本特藏的收藏、整理和保护十分关注。他说在被任命为北京图书馆馆长第一天晚上,年过八旬的藏学专家于道泉先生骑自行车专程到寓所去拜访他,开门见山谈藏文文献收藏问题,希望任先生关注和支持。于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也是国图唯一不拿工资的资深馆员,为国图藏文文献收集倾注了半生心力,做出了很大贡献。任先生对于道泉的话印象深刻,更赞赏他年老不懈的奋斗精神。任先生说,少数民族文献语种多,可以仿效于道泉这个例子,请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藏书建设。目前,这种“于道泉方式”在民语文献采访中广泛采用,许多珍贵典籍得以入藏。任先生特别重视学者藏书和名人手稿的收集、整理、保护。他说,学者一生?集的图书,可以看作一个小型专业图书馆,书里面的批注和夹条反映学者治学心路,都很有价值,收过来不要分散,要保持一个整体给大家看。他多次参加名家手稿的捐赠仪式,亲自给捐赠者颁发证书。他特别关心名家手稿的完善保藏,亲自下令加强对巴金二十八件圆珠笔手稿的保护工作。按照任先生指示,图书保护组设计制作了木箱,采用无酸纸对巴金手稿逐页分开保藏,起到了良好效果,木箱做好后,任先生亲自到库里查看,十分满意。在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仪式上,任先生说:“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古文献整理和揭示是任先生晚年潜心从事的大事业。从《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到《中华大典》的编纂,再到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中华再造善本》和敦煌遗书的整理出版,任先生都亲自过问,有些亲自担纲编纂重任。他为“中华再造善本工程”题词“兰台秘笈分身有术,宋椠元刊原貌长存――再造善本嘉惠学林”,寄托了他对古籍保护、传播的殷切期望。任先生多次要求重视馆藏敦煌遗书的整体揭示工作,说英、法、俄藏敦煌遗书都揭示了,国内的也要加紧揭示。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纂和出版能够顺利开展,任先生亲自写信给财政部申请资金,特别要求在编纂中加强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如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50巨册即将告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任继愈先生著作宏富。他研究哲学史、宗教史,学问淹博通达。任先生认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一生努力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史的主流,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还希望学界重视道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认为这是自己的未竟事业。他采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事研究,为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开辟了新路。他说:“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读任先生的著作,深刻感受他的眼界之宽,学问之通,毫不拘泥刻板。我从以下四个方面都受到他的教益:一是科学严谨的态度。他前后四次注译《老子》,根据研究成果调整观点,不怕改正错误;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是北大第一个自觉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学者。他学问的“通”,是坚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结果,这让他一生受用无穷;三是辩证和实践方法。王国维说“于楚人有老子,思辨之代表也;于鲁人有孔子,实践之代表也”。勇于实践,在实践中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解决矛盾,是国民性的重要内容。任先生研究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关心国家教育、文化、民生发展,探索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许多观点堪称智者铮言;四是扎根本土的研究特点。任先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纯粹的学术研究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接受外来思想都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的,学问一定要扎根本土。他对汉至唐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就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的,探索在什么地方结合了,如何接受,如何创新。他谈到北大的“大”(包容性),谈到冯友兰先生的爱国情操,充满了激情。任先生正是爱国、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任先生逝去了,谨拟一副挽联,作为对他的深切怀念: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
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