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任继愈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那时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是我们古代文史专业的必读参考书。开始也只知道他是一位哲学家,之后才知道他还担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和任先生见面,则是199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到国家图书馆工作之后。
2000年5月,比我晚一年的同门朱玉麒博士
任先生做研究需要经常到文津街分馆查阅普通古籍,他也一直强调普通古籍中有许多资料还需要深入研究。所以,在分馆重新开放时,为了方便任先生阅看古籍,就在主楼的夹层处给他特意留出了一间屋子。有一天,任先生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去找几种关于《晋书》的古籍文献。我一时不知是怎么回事,或许他觉得我是学过魏晋文学的,对《晋书》的有关情况知道一点。再后,任先生要看佛教资料、大清会典等文献时,也打电话让我去办,有时则由分馆的领导通知,我就渐渐把它作为我的工作去完成。起初我都是把书送到他的屋里,任先生表示没事了,我就悄悄退出,不敢多言。后来,我把书轻轻放到桌上后,任先生常常示意我坐下来,随便聊聊,问问工作学习情况,也问问家里的情况。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一次,他问我除了上班还做些什么研究,我回答继续修改“魏晋玄言诗研究”的博士论文,希望能够出版。任先生听了之后,说:以前做过的可以加以修改争取出版,但魏晋玄学和玄言诗的难度很大,目前难有大的突破,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费时太多。完全可以把个人研究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比如方志中就有一些与文学研究有关的资料,很少有人去整理和利用,可以在这些方面多留点心。任先生虽然不专门研究方志和文学,但我认定他的意见一定包涵了深刻的思考。于是,我在修改博士论文的同时,就较多地关注起方志中与文学研究有关的资料,并且主要关注与古代重要作家和作品相关的资料。后来,任先生听了我的汇报,颔首赞同,同时又提醒一定要搜辑那些一般不易看到的资料,这样才有补缺的意义。经过几年的积累,我辑得80余篇比较完整的论及古代重要作家及作品的评论文章,并以《方志所见文学资料辑释》为题,交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任先生还欣然题写了书签,再次给予勉励。
又有一次,大约是2002年春节后某天,任先生听说我刚从甘肃老家探亲回来,就很关切地询问农村的情况,我也毫不隐瞒地介绍了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话题很快转到了农村的文化教育问题,我对任先生直言:现在山区农民文化生活依然很贫乏,农民供养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农村出身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因此,有的农民又开始相信“读书无用”。任先生听完我的叙述,半晌沉思不语,显然他感到这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次谈话,使我意识到,任先生作为一个大学者、大思想家,其实也非常希望从普通人身上了解信息,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
任先生对于文津街馆区举办的文津讲坛十分关心和爱护,他曾几次登坛开讲,也曾数次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认真聆听讲座。其中一次他听完讲座后的一个细节,则让我得到了一种心灵的震撼。那一天,讲座快开始了,我走进报告厅,发现任先生也坐在较靠后的一个位子上,旁边似乎并没有陪同的人。显然馆里的同志并不知道任先生要来。我走过去
跟他打招呼,问他和谁一块儿来的,司机在哪里。任先生告诉我,他一个人来,也没有叫馆里的车,坐出租车来的。我感到很吃惊:老先生为什么执意单独一人前来,不要专车坐出租车?而且这天只是一个普通的讲座。但又不好多问。讲座快要结束时,我发现任先生想起身,我急忙过去,他说要回家。我就搀扶他一步一步到门口,叫了一辆出租,把他扶上车,叮嘱司机一定把老人安全送到家。这一刻,我突然鼻子有点酸,对任先生的敬重,在瞬间凝变为对孝敬的心灵体认。
2006年参加一个纪念启功先生的活动时,任先生对我说:像启先生这样的人将来是越来越少了。是啊,伟人的身形必将消失,而只有他们的精神可能会渐传渐远。作为我们普通的人,记住他们的普通行为和普通心灵,或许就是对他们的最好继承和至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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