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8年8月份之前是国际金融危机第一阶段的话,那么,G8峰会和“金砖四国”首脑峰会似乎向世人释放了另一个信息:国际金融危机可能正在告别全球流动性恐慌的第二阶段,现在应尽早考虑“后危机时代”(从现在开始属于走出危机的第三阶段)世界经济该如何跨越失衡发展的模式,走上富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多数国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情绪,扭转去年因流动性恐慌而出现的银行惜贷、资产通缩、投资无助、消费疲软等严峻局面。但当各国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好转,市场信心缓缓提升之时,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再次有了抬头的迹象。
此时,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有所不同。欧美国家主要是因为不能及时拿出流动性输入机制的“关闭”方式(比如,国有资产能否在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格”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逼迫货币政策采取强硬的180度调头的方式,这对于刚刚复苏的经济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有些经济复苏慢的国家会面临“滞胀”状态,这种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不能得以遏制,就会波及其他经济已经复苏的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生产能力和增长的空间很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货币流动性的压力,但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投机资本的猖獗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这种迹象目前已经出现。这对于那些外向依赖性、经济复苏程度低的国家而言,打击可能是巨大的。由此会收窄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不排除实业投资回报率因为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明显下降,导致实业部门的资金再次回流到金融市场,造成严重资产泡沫,甚至不良企业恶意圈钱的问题再次困扰所在国的监管部门。
总之,“后危机时代”最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再次抵御在应对全球流动性危机过程中“迫不得已”埋下的通胀风险。
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对美元体系的信赖危机
“后危机时代”给各国政府带来的最严重的挑战,是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和增长模式,它包括:全球统一和谐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等。
在发达国家,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正在得到充分认识,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也在积极推进之中。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就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就会因为大众对金融服务的过度警觉和信赖的缺失，而造成长期投资成本上升和金融市场价格过度波动。这也不利于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转过度消费和过度透支的失衡格局,当然也不利于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保障。
发展中国家则是要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发展。困难主要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导致的外部市场的缩小。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而目前能够取代美元或美元体系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事实上,中巴“货币互换”模式呈现了新兴市场国家摆脱美元主导货币体系约束所释放的智慧。双方国家用自身的货币去购买对方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再将获得的对方国家的资金到对方国家进行实业投资,从而保证国际收支相对平衡,以避免货币头寸盈余所带来的保值和增值的麻烦。发展中国家还多元化自己的外汇储备结构,用美元去购买工业化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用美元鼓励自己的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通过资本运作来扩大海外发展空间。同时让自己的主权基金等在海外市场寻找其他币种资产或投资非美元国债的替代金融产品,以增强本国外汇储备的财富价值。当然,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会继续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以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发展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将会得到更多的重视。
中国应探索制造强国和金融强国双向发展战略
作为经济发展规模已位列世界前几位的国家,如何提高发展质量、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成为我国减少外贸和投资摩擦、缓解就业压力、降低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无法回避的挑战。
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它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对上游产言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得天独厚地享有这一优势,比如OPEC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家。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高端技术、低成本的金融资本、世界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等。比起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这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大部分。处于中游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只能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为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发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金融抑制战略,即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获得可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金融体系发展缓慢”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服务的高价值创造环节,处于这种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同样能够在产品价值链中获得更多财富分配。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世界看到了美国增长模式具有持久和相对竞争力的秘密――美国的市场风险由全球共同承担,美元的垄断地位不减反增。这也让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看到了自身增长模式的劣势――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因为金融市场价格的突变和美国市场的需求萎缩,使经济受到重创。
我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过去增长模式的弊端,正在从供需两方面寻找经济可持续而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战略:从供给来讲,我国政府想改变自身在产业链上处于低端的不利格局,通过自主创新、建立标准等方法来挑战美国创新大国的地位,同时通过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高附加值,尤其是要通过强化金融体系来管理好自己的财富,扶持创新。这都是在挑战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霸主地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是这一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但在短期内,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大国战略反而会让我们适得其反。我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强化“内需”来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而是看到了区域差距留下的发展空间――用新的投资扩张解决旧的产能过剩。从前不久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可以看出,政府要在传统产业内部增加技术含量,降低高污染高能耗成本,以此提高中游产业集聚的附加值水平。从需求来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的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必不可少。我国政府正通过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同时还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力图解决城镇人口“有钱不消费”问题。此外,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成为政府的努力方向。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光有消费,没有企业的竞争力,不一定能做强中国的企业;光有生产力,也会因为缺乏市场、缺乏财富分配的话语权而无法进一步升级和发展。“自主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内需主导”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因为我们想从出口导向的低附加值增长模式转变成主动创新、标准设定导向的高附加值增长模式,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在“后危机时代”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调整。
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为尽快站上产业链的高端,“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东亚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即使日本和韩国,也没有摸索出一个与制造业相匹配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运行模式。1997年的东亚危机和日本上世纪的金融泡沫崩溃,都说明他们尝试发展金融来支撑制造业的战略以失败告终。美国则干脆把大部分制造业移到了海外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努力保持本国创新和金融共同发展的匹配增长模式。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转型过程中将面临的挑战,迫切需要决策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生产单位和研究机构共同探索出适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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