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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集萃

2009-07-21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禅让说源流及学派兴衰

彭裕商在《禅让说源流及学派兴衰――以竹书〈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为中心》(刊于《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围绕禅让说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

继续深化的余地,20世纪后期以来发现的诸多战国竹书为此提供了新的材料依据。《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篇竹书均与禅让说有关,其学派归属应为儒家。儒家文献关于同一观念的不同记载表明,儒家内部对禅让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而且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派并存的局面。由于不符合统治阶层维护权利的实际需要,积极鼓吹禅让说的儒家派别渐趋衰亡。这一事实表明在古代,统治阶层的支持,对于学派的兴衰往往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清代中叶江南粮食供需与粮食贸易

黄敬斌在《清代中叶江南粮食供需与粮食贸易的再考察》(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清代江南的粮食短缺及其与其他经济区之间的粮食贸易是江南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直至18世纪末,作为一个整体,江南的米粮供应缺口不太大,存在严重粮食短缺现象的是江宁、苏州、杭州、太仓州以及松江东部,粮食短缺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城市人口的存在,太仓州和松江府东部诸县则是因为“土不宜稻”,而其余地区尚有余粮可以供应别地。因此18世纪江南的粮食短缺并不严重,常年数百万石的供给缺口,在丰年基本能够自给。18世纪大量关于江南米严重不足的记载,不是指的今天习称的“江南”全境。对于这些严重缺粮的地方来说,供给缺口的填补并不是全部依靠长途贩运的米粮,来自江南其他府县的内部调剂也是相当重要的。

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

阎平在《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评析》(刊于《江汉论坛》2009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是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最初由传统“畴人”通过接受近代科学知识教育转化而成,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发展,进入20世纪后逐渐壮大。伴随其群体的成长,近代科学家的地位也不断提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政治倾向和鲜明的文化主张,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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