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元上都遗址考察后回到北京,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从零到世界第三的飞跃
作为中国世界遗产事业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郭旃亲历了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见证了诸多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其实从名称的变化就能看出事业的发展。”他
而这种保护理念变化的背后是国力的增强。正如郭旃所说:“文化遗产保护的水平,体现的是守护者的实力。”他介绍说,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遗产公约》)。当时的中国正经历“文革”,根本无暇顾及此事。直到1985年,中国才正式签署这一公约。也就是说,那时候“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才进入工作范畴,而此时我们已比最早的签约国起步晚了13年。但仅仅两年之后的1987年,中国提名的长城、明清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泰山等6处遗产地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拥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截至今年,我国已拥有38项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三。郭旃说:“这些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成就与功勋的见证,是当今社会文明素质的表征,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从0到38,仅用了24年,反映出的是守护者实力的不断增强!
国际地位提高的后盾是国家重视
文化遗产保护是公益性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我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投入成为可能。郭旃举例说,在颐和园,为维护世界遗产与玉泉山之间的优美景观环境,政府和建设部门以8倍于地上方案的代价,花费4亿多元人民币将必修的高压电缆全部入地。“此乃世所未闻啊。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这事恐怕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了。”郭旃十分感慨。为恢复世界遗产与环境的协调,政府投资上亿元进行整治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作出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称赞,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在国际范围内日益彰显。说起这些,郭旃如数家珍:中国已颁布了《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这是各国少有的专项法规;中国重新设定了全面体现世界遗产最新理念和全球战略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在中国,先后召开了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大会、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以及一系列国际论坛和研讨会。产生了里程碑式的文件《西安宣言》、广受好评和关注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被国际同行誉为“不仅对东亚地区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全世界有参考价值”的《北京文件》。
我国的文化遗产工作者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益提升。在诸多国际理论课题及重大的国内、国际保护项目和培训活动中,都活跃着中国人的身影,回响着中国人的声音。2005年,郭旃被选为ICOMOS副主席,并在2008年连任。该组织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物保护组织之一,在业内有相当高的权威。郭旃是该组织成立40多年来第一位中国籍副主席,并且是其目前惟一来自亚洲的副主席。“这绝非仅仅因为我个人工作如何,而是有赖于我国对世界遗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中国同行们集体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参与力度的增强。”郭旃诚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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