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见有文章说，因一首“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的“赤壁”词，就把苏轼词整个定位为“豪放型”（或曰“豪放派”），是不确切的。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
苏轼的词和文很大气，他说自己写作的思路是崇尚自然，文无定法，如水一样，在平地上可一泻千里，遇到山石便有曲折深浅缓急，随物赋形，随与取舍，可谓
现在媒体上“名家”鹊起，既然著名，就应首先把握其作品或成果以何种风格和特点著称。实至名归，“名”才“著”得有根有据。评说柳词，虽然说法纷纭，但仅“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柳先生当时知名度之高。他的词不粉饰现实，而是把生活中美的事物再现出来，使人人都能欣赏。同时对下层弱势群体如歌妓，表现出尊重，同情，视为知己。再就是语言有特色，通俗浅显，“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所以市井俚人，贩夫走卒，野老椎髻，都能唱诵，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功。
最近还有人对张资平的“△”（以三角恋爱为主要题材的创作思想）问题做了一些考证。实在说，作为创造社创始人之一的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思想，并非“专注于三角恋爱”。那个时期，他以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真实地再现中国妇女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恋自由的现实。关于这一点，茅盾先生曾有论述：“自然派作者对于一桩人生，完全用客观的冷静头脑去看，丝毫不卷入主观的心理，他们也描写性欲，但是他们对于性欲的看法，简直和孝弟义行一样看待，不以为秽亵，亦不涉轻薄，使读者只见一件悲哀的人生，忘了他描写的是性欲。这是自然主义的一个特点，对于专以小说为‘发牢骚’，‘自解嘲’，‘风流自赏’的工具的中国小说家，真是消毒药，对于浸在旧文学观念里而不能自拔的读者，也是绝妙的兴奋剂。”张资平的小说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当时他的书常常一出版就告售罄，与当年的柳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无独有偶，柳永为宋仁宗“且去填词”所斥，不得录用;而“△”也使张资平的小说一直遭到不应有的误解。
把准作家及其作品的特色和风格，实在是评价作家和作品的重要尺子，像在深邃的山洞里前行，要“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艰，而其见愈奇”（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信口雌黄，张冠李戴，以为恭维话没人不爱听，是一种很差劲的文风。
循名责实，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有位作家对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表示不可接受，他说自己不过是普通的语言文字教授。还有一位以写小说散文著称的作家说，他因“涂鸦几笔”，便成了“知名画家”，感到匪夷所思。而某女演员的钢笔字，听说将被输入电脑软件，成为一种“个性化”的“新字体”，某导演的字更被作为“书法珍品”高价拍卖……这样的荒唐事，并不鲜见。
有位作家说得好：想要在这个世界走一回之后，留下一点什么，就别把名头不当回事；对他人的成败得失，也得做一些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给一个适当的名头或位置，别让后人“谬其传而莫能名”。总之，文坛正道，还是东坡先生那句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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