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小心仪什么样的人物，长大就可能按照这个人物的模式塑造自己。这就是：法乎其上，得乎其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父亲和季羡林先生是山东临清的同乡，都是依靠山东省和临清县的奖学金上的大学。季先生上的是清华大学，学的是文科；我父亲张清濯上的是北洋大学，师从茅以升先生学土木工程，后
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二中读书时，季先生的散文一在报纸上发表，我就如饥似渴地捧读。我的启蒙老师、著名散文家韩少华，在星期文学讲座上还精细地赏析过季先生的《夹竹桃》。
1964年上北师大中文系时，恰逢“左”风盛行，努力学习成为一种罪过。我也因拼命读书、写作而挨批，有些“左”得可爱的同学批判我说：你之所以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思想根深蒂固，就在于你接触的人和心仪的人，全是些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这种说法也歪打正着，我心仪的人，确实是季羡林先生那样的高级文化名人，但他们确实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
1973年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上午，我冒着晚回任教的农村中学会挨批评的风险，毅然和父亲以及盛紫舟伯父一起前往北大拜谒心仪已久的季先生。先生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清癯老人，哪里是什么“资产阶级”，完全是一位极其朴实的老农民，很像我任教的中学附近村里那位菜园里的“老把式”，质朴得有如菜园边一块极普通的石头，却能将园里的瓜果蔬菜侍弄得琳琅满目，井井有条。后来听说北大新生把季先生当成老师傅，让他代看行李，有人听了不大相信，我却认定是事实，要不是第一次见他是在他家里，我也可能误认他是老师傅。
他中午一回家，听说老乡来了，即刻惊喜非常，向我们热情招呼，在小厨房的圆桌旁坐下。听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自小就喜欢他的散文，还听我背诵了《夹竹桃》的开头两句，“夹竹桃不是名贵的花，也不是最美丽的花”，就一下子兴奋起来，挤到我身边的圆凳上坐下，忙问：“李长之现在怎么样了？”
李长之先生是当年在清华大学与吴组缃、季羡林、林庚并称为“清华四剑客”的青年才子，后成为民国五大批评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我们北师大任教。虽然季先生当时遭受着“文革”苦难，还没有完全解放，却一心惦记着别人，尤其是山东老乡。
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耿介。当我天真地以为聂元梓下台形势就好了时，季伯父转为严肃，抬起右手，指指上面，正色道：“问题并没有解决，她的后台江青还在台上呢！”
他的婶母和老伴担心他又会因直言惹祸，摆手不让他讲，他的犟劲却更冲了，挺直脖子，精神矍烁地说：“没关系的，都是老乡，自己人，不怕的。”
我那时才见到了真正的季羡林先生！
自见到季羡林先生的真人后，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为高大、具体了，激励我在农村中学的艰苦环境中咬紧牙关，坚持读书和写作。后来我收到过季先生多封来信，还见过他多次。
记得一次是1978年的一天中午，他下班后，顾不上午休，就伏在桌案前，在一厚叠大稿纸上写作。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在翻译印度的诗。这就是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长篇巨著《罗摩衍那》。
再一次是一天傍晚，我和一位老同学去看他。他正在房前的荷花池畔散步，见我们来了，立刻请进屋里。这时，他已对我的学习和写作情况有所了解，对我的同学说：“我很赞成梦阳的精神，许多人分到下面就颓废了，不学习，完成工作就算了，梦阳还坚持研究鲁迅，写了那样多的文章。有志气！不平庸！”
1979年10月，我终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工作，趁到北大王瑶先生家取稿的机会，又去看他，告诉他新的单位。他说：“我知道这件事的。你干这件工作，正合适，调得对！”
1984年《散文世界》创刊，林非先生让我向季先生约稿。我又去北大东语系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上午。季先生踔厉风发，指点江山，后来形成了访谈记《季羡林畅谈世界散文》。
1996年11月6日，我父亲去世了。我写信告诉了季伯父，两天后接到他的秘书李玉洁女士的电话，说：“季先生很难过。想去看你，但年老不方便，你来一下吧！”于是第二天傍晚，我去了季伯父家。他叹息道：“又走了一位老乡，老朋友。”悲情自心中涌起。我反倒劝他，并拿出刚刚出版的《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赠他，他抚着书说：“比以前长进了！”很是欣慰，还和我合影留念。以后又陪陕西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去看望过他，他都热情接待，所有的来访者无不深深感动。
季先生住院以后，我极想去探视，又恐打扰。只在写出《“文革”中，季羡林先生的一次家宴》一文后，给他挂号寄去，并问候。但我一直心仪着季先生，他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现，季先生研究梵文的那种“韧”性、坚实的精神鞭策着我，督促着我，让我立志要像季先生那样写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哲人已逝，但精神长存。我永远心仪着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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