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改变了旧中国落后的语文面貌,为小康社会的建设构建了良好的语文环境。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是语文工作受益者。下面谈谈我学习语文和从事语文工作的几个片段,表示我对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祝贺。
“文革”结束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重印《语法修辞讲话》。第二版对原书做了部分修改,主要是换掉一些例句。第二版出版后,我买来和第一版做了比较,我想知道都修改了哪些,为什么要修改,以便从中学习。经过比较,我大体明白了修改的原因,也从中看到了修改的妙处;与此同时,我对少数例句的修改产生了疑问,认为修改得并不合适。我给吕叔湘先生写了信,谈了我的看法,不久收到吕先生的复信。吕先生在信里说:“得手教兼示《讲话》新版错误,感佩无已。已转告陆俭明同志赶制勘误表送出版社,请释念。拙作措语,时伤苟简,致劳寻绎,甚用歉惶。敢请严加批剔,倘有高见,不吝赐示,亟盼亟盼。”这封信后来刊登在《吕叔湘全集》第19卷第109页。它使我亲身感受到大学者的风范,也使我对《语法修辞讲话》产生了别样的感情。参加工作以来,我多少能做一点汉语规范化方面的工作,深深得益于《语法修辞讲话》和吕先生朱先生的谆谆教导。
《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是新中国语文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这时我正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一年级。年轻人不乏热情,我们这些跨入大学校门不久的学生都愿意为推行《方案》做点事情。正好那时北大职工夜校决定为学员讲授拼音方案,也记不得怎么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年级的同学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正应了“无知者无畏”这句俗话,那时《汉语拼音方案》刚公布不久,缺少参考资料,我们就自己编写并刻印了《讲授提纲》,拿着提纲就上了讲台。后来我们又到海淀东升农业生产合作社向农民讲解《汉语拼音方案》。由于我们的知识不足,而且那时也还没有形成后来的拼音教学法,教学效果自然不会很好,可是听我们课的工人和农民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到了三年级,我们听了周有光先生讲授的“汉字改革”课,才对《汉语拼音方案》有了科学的了解。1983年,吕叔湘先生发表了题为《〈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的论文,进一步提高了我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学术价值的认识。
2007年9月,周有光先生因病住进了东城的隆福医院。一天,他让保姆给我打电话,要我到医院来看他,我不知有什么事。到了医院见了面,他送我一本刚出版的著作《汉语拼音文化津梁》,特别提醒我看这部书里他新写的《序言》。他在《序言》里说:“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这话说得多好啊!这是一位102岁的睿智老人传给后人的“真经”。
2008年我参加了由教育部语信司和语用司分别举行的两次纪念《汉语拼音方案》的学术研讨会,从这两次会上,我听到广大语文工作者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赞扬,读到了新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也感受到社会上个别人贬低甚至诋毁《汉语拼音方案》的言论没有道理。
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汉字问题是中国语文中的重大问题。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我们从旧中国继承下来的汉字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繁与乱。针对繁与乱,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字简化和整理。先后发布并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简化字总表》等,使汉字的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繁难的程度有所降低。1958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1989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了“现代汉字学”课程,重点讲解新中国汉字简化和整理所取得的成就。其时有人在《汉字文化》杂志上提出“识繁写简”,主张“把繁体正字作为印刷体,把简化字作为手写体”。这种主张的实质是退回到推行简化字以前的状况去,理所当然受到学者和民众的拒绝。最近一两年,反对简化字的声浪再次出现。为了从学术上说明简化字符合汉字演变的规律,废除简化字的主张没有道理,我发表了《汉字简化是歧途吗》、《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等文章,积极参与了这场论争。
一百多年的语文改革给了我们四样宝贝,就是:白话文、普通话、简化字和汉语拼音。这四样东西符合中国语文发展的要求,给广大民众带来切实的利益。
(本报记者李玉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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