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位于永州市江永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甘棠村被湖南省文物局确立为第一个“湖南省文物大保护大利用示范点”。根据协议,湖南省文物局将在今明两年为上甘棠村提供文物保护经费200万元,江永县将引导上甘棠村村民发展旅游、农家乐、餐饮住宿、农副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希望上甘棠村的村民了解到自己世世代代
民间力量日趋重要
试点村成立当天,上甘棠村里来了一个演出团。一群穿着瑶族服饰的男男女女用尖尖的嗓子认真唱着。31岁的村民周林霞抱着儿子站在外围远远地看着。你能听懂她们在唱什么吗?面对记者的问话,她有些羞涩:“听不懂,她们是附近上江迂镇的,用她们的土话唱的。她们唱的是女书。其实很多他们自己村的人都听不懂的。”
女书是流传在江永县上江迂镇一带妇女中的特殊表音文字体系,记录女性生活苦闷,是目前世上留存的唯一性别文字。由于原书的大量遗失,女书传人相继去世,女书传承危在旦夕。现年71岁的何静华是当今年岁最高的女书传人。
何静华没进过学堂,无儿无女的姨妈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传给她女书,那时候叫“长脚文”。文随人走,这些长脚文要随着主人去世一起埋掉。姨妈去世前,把她写的书留给了何静华,当做纪念。2002年,一个海外商人找到村里要买女书真迹。何静华把姨妈留下的书卖了220元。后来何静华看电视才知道,原来“长脚文”还有个这么好听的名字叫“女书”,一直后悔至今:“我作为女书的传人,连一本女书原件也没保护好。”
为此,何静华一直致力于向身边的人传扬女书,女儿现在是女书园的管理员,今年16岁的孙女蒲琳是她最满意的学生。从小学在班上主持女书兴趣小组,到现在在紧张的学习中抽时间代替缺席的演员上台表演女书,孙女的热爱给了何静华很大的安慰。但是何静华还是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现在会女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说好的演员都可以马上丢下演出去打工挣钱,小孩子就更不喜欢这些老调调。我担心,将来即使有人愿意唱,也很少有人听得懂了。女书伴着我长大、送我出嫁,我希望我能尽一份力。”
年过六旬的欧阳绪珍是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的老书记。在他家的菜地,四周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许多石碑。按照上面的记载,石碑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老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现晒谷坪上一块石碑上有字,后来又陆续发现很多有字的古碑,大多是明清年间。老人开始收集,现今保存百余块。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块是大明洪武二年的碑刻,距今已有634年。
当地人介绍,兰溪瑶族乡有三个勾蓝瑶千年古村,至今延续了40多代,历经1000多年,但村庄的位置、居住的家庭、民族成分始终没有变。150余华里清一色的石板路连起门楼、宅门、作坊和凉亭,与几处保存完好的旧屋，记载了当时的辉煌。欧阳绪珍说话间有些激动:“虽然经过了战争和混乱,很多文物古迹都被破坏了,可这还是我们勾蓝瑶人祖居地,而这些石碑就是我们家族发展变迁的见证。作为兰溪的子民,有责任搜集整理这些被冷落的东西,为子孙留点回忆。”
比起这些自发的个人保护,坐落在岳阳县张谷英镇东侧的张谷英村的保护就显得系统很多。张谷英村始建于明嘉靖41年,至今仍保存明清传统建筑风貌,有“民间故宫”的美誉。目前,村民在“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从事旅游业。该村有从事餐饮接待、导游等旅游服务人员近500人,村民开发了古村酒、豆制品系列、工艺扇系列等旅游产品56种,开辟了100多个土特产摊位,建立了160户接待游客的农家乐。近几年来,张谷英村农民收入中60%以上来源于旅游收入,村级80%以上来源于旅游业,每年投入村、电、路及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在50万元以上。2003年10月9日,张谷英村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陈远平对于民间力量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民间力量的参与填补了很多空白。特别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旧民居的维护方面,有很多地方还是依靠传人自发的保护。如果把这种单个的、自发性的行为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系统性的保护行为,对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将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为什么重用民间力量
文物保护是一个专属性很强的工程,让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参与进来,会不会弄巧成拙呢?
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沈柏春认为,文物跟群众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保护文物没有隔阂:“保护文物,究竟应当保护什么东西?文物,原来并不局限所谓古董,涵盖范围十分宽泛。只要是反应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带有某种时代印记,物品、文献、衣食住行,甚至观念、信仰、习俗、娱乐以及生存环境,即使再不惹人瞩目,也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文物意义,具有收藏和研究的价值,都是值得保护的。而这里的很多东西,都是群众创造的,而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群众应该参与进来。”
陈远平表示,利用群众力量,也是因为形势所迫。他介绍,湖南是个地下文物大省,出土了西汉马王堆汉墓、里耶秦简等珍贵文物。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湖南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700多处,其中新发现2819处。新发现涵盖了五大文物类别的主要分支,史前及历史时期的古遗址占新发现总和的一半以上。文物多,管理自然很麻烦。
今年年初召开的湖南省文物局长会议透露,湖南不可移动文物的有效保护率不到50%,一半以上的文物得不到及时抢救保护。由于投入偏低,管理机构不健全、队伍小,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等原因,湖南地下文物保护面临巨大压力。工程建设、旧城改造和盲目开发所造成的文物损毁,非法收藏所造成的文物盗掘和走私等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由于人力有限,目前湖南文物资源家底不够清楚,很多文物尚未被发现、被认识,没有纳入保护视野,致使遭受破坏也不知情。另外,投入偏低,有些地方甚至是零投入,致使大量的文物日晒风蚀、损毁严重。
曾任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侯良,是当年参加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的领导成员之一。他对发动群众进行文物保护大为赞赏,他表示,呼吁群众参与文物保护,也能从一定程度上遏制文物走私。
群众性文物保护还需引导
文物保护是一个专属专业,一般普通百姓如何才能参与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呢?
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何强认为,首先应该懂得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树立文物保护意识。
近年来,凤凰县政府把每年的12月定为文物保护宣传月,12月17日为古城保护宣传日。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使《文物法》、《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2008年12月,古城社区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保护古城”万人签名活动,从而实现了“要我保护”向“我要保护”新的观念转变,爱护古城,保护文物的风气蔚然成风。
在文物宣传的感召下,苗族民间老医师欧志安先生自愿将“沈从文书信手稿真迹”捐给政府。同时,大量的民营经济、民间资本也投入到了文物的保护工作中。山江苗族博物馆利用民间资金融资400万元收集充实苗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实物近1000余件,使该馆成为中国第一家“苗族博物馆”。古城居民雷炳祥投资300万元兴建了“古城博物馆”。
光有一份热心还不够,湖南省第三次普查办副主任吴顺东曾多次下乡参与考古工作，发现在民间的保护中好心办坏事的情况时有发生。
江永县桃川镇石枧村摩崖造像龛,于2008年底被发现,现存石窟佛像48个,信士捐赠的石雕像有4座。旁边有碑刻记载着“建炎×年重修”的字样,建炎是南宋的年号。现建起了一座红砖水泥柱的新庙,今年三月初四上大梁,梁上红布还未褪色。桃川镇石枧村驻村干部蒋凌云介绍,这是镇上几个好心人建的。去年,镇上有人来许愿,不久说愿望灵验了,提出兴建新庙作为感谢。村里人也觉得这是件好的事情。从前的小庙已经垮塌了很多年了,至少可以为石佛遮风避雨。
吴顺东在现场看到,三根水泥柱子深入到石崖墙壁,主佛头上出现了长达近一米的裂缝。他痛心不已:“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破坏难以修复。如果将新庙强行拆掉,无异第二次破坏。石崖裂缝加剧,石块脱落,整个造像龛就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保护文物,首先要破除封建思想和迷信,要有科学的态度。对文物的盲目保护同样是破坏。这就提醒我们,在号召老百姓保护文物的同时,更要告诉他们正确的保护方式。”
侯良曾经指导、参与了岳阳楼、衡山大庙等工程的修复工作,他指出,要做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工作,群众要戒除急功近利,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引下进行保护。尤其是负责重建工作的领导们要摆正心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
坐落在张家界永定区的普光寺,前有天门山,后有福德山,是湘西地区最大的古建筑,在解放后一度改为粮仓。在文物普查中,文物部门发现了这座寺庙,提出改造。县里很配合,很积极地买来木材,并派人晚上睡在工地上守着材料。但是在如何修建的问题上,县里与文物部门发生了冲突。文物部门主张新工旧作,但是县里有关领导提出:我要将普光寺修得漂亮一点,弄点花花绿绿的颜色上去,灰不溜秋的没人看,装修成本回不来。侯良一听,又急又气,要真修成那样,还是普光寺吗?那算是文物吗?经过多方面的协调,县里终于尊重专家的意见,得以按照原样修复。侯良一再强调:“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利用不是目的,利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保护文物不能以赚钱为出发点。”
让群众成为文物保护的受益人
保护文物不是为了赚钱,那是为了什么?
侯良说:“文物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时,世界惊叹,说发现了一部西汉的百科全书,关于西汉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而毁掉一样文物,就像撕毁了其中的一页,就永远地缺失了。这不是文物部门的损失,这是全人类的损失。这就是文物的作用。”
侯良回忆,他在湖南省博物馆任职期间,曾接待了好几个前来捐献文物的群众。1970年,宁乡农民姜伏宗将自己在田里挖出的商代铜提梁卣捐出,卣里填充了1000多件珍贵的玉器。侯良热情地接待了他,颁发了奖状。说话间,侯良满脸愧疚:“当时发奖状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挺对不起他的,仅仅一张奖状而已。不过那时候,文物部门实在没办法拿经费出来进行一些物质奖励。现在环境变好了,国家重视文物保护,我觉得,可以给这些保护人相应的奖励和照顾,肯定他们的表率作用。毕竟保护文物,是人们共同的心愿。”
2002年,江永县政府将已逝自然女书传人高银仙故居所在地蒲苇村设立为女书自然保护区,筹资修建了女书园。工作人员胡艳裕是半路学习女书的新生代表。1999年,听妈妈说,政府在组织学习女书,她放弃了在外打工挣钱的机会,辞了工作回家,跟妈妈一起在村里祠堂学习女书。学完了之后,村里建起了女书园,需要人手，她报名参加。胡艳裕的兴致很高,来女书园上班,一个月工资也就几百块,来回车费就要100多块钱,家里孩子也是托人照顾，可是胡艳裕为自己的管理员身份而骄傲:“当时在祠堂里学习的人也不多,不超过20个。整个村,会唱会写女书的人不到全村人口的10%,精英全在这园子里。”加上何静华、胡艳裕,女书园共有6个工作人员,有四个负责女书文化整理的女性,两个负责管理的男性。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柳肃教授是全国文物普查专家,曾先后对全国许多古建筑进行过考察。在惊叹古人建筑手法高明的同时,也为现在仍生活在旧房子里的人感到担心:“文物保护不能建立在损害人们利益的基础上。不能为了满足游客的好奇心理牺牲保护区人们追求现代生活的权利。这样只会导致群众推掉旧房子,模仿城市建起一栋栋的红砖水泥楼,那些古老的东西都将被破坏,不复存在。我曾经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他们的古老建筑保护让我大为震撼。走进一所外观古老的房子,主人会很热情地邀请你进去参观,然后自豪地告诉你,这是他们祖辈300多年前传下来的房子。走进去看,除了外部结构,里面其实都是现代化的设施,厨房和卫生间非常干净。所以,我觉得,在保护古建筑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不改变外观的同时,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侯良最后说了一个故事。1981年到炎帝陵考察,只见一片荒草,那时候大庙被一场大火烧掉了,房基也被搬走了,只剩下了墓和墓碑。但就在荒草中,侯良发现了几副挽联,落款居然是来自台湾的游客。
“都说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这里也是我们的一条根,也是维系两岸感情的一条纽带。赶紧向北京汇报,很快有了回复,同意修复,但是要经费自理。得到这个决定,我喜忧参半。可以修复,经费从哪里来呢?消息一出,县长带头捐款,县里群众都纷纷参与,发展到最后,全株洲市一起捐款,重修炎帝陵。这是文物的力量,也是群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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