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成立已经一百年,在这一个世纪之间,对中国现代的文化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1981年,我从“接受再教育”的新疆回到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学术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我获得精神食粮的仓库。那时,我住在北京大学,骑自行车上班,上班的地点是建国门的社科院办公楼。每逢上班,我总是先路
那些年间,到达单位我就去见孙楷第先生,由他为我讲了文献概要,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我遵从孙先生的指教,逐一地查证古籍。孙楷第先生告诉我,他从北京师范大学一毕业,就成为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做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的学问与治学方向是在图书馆的工作之中获得的。作为孙先生的弟子,我的第一课就是“走进图书馆”。我素所尊重的前辈孙楷第先生、王重民先生等,都是在国家图书馆奠定了自己的学术位置的。
在写作《贯云石评传》时有个插曲。有一种古籍叫《小山乐府》,据文献著录,卷首有元曲家贯云石的序。为了搜集贯云石的资料,我成了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常客。当时,图书馆从图书的传播利用出发,曾统计过谁来得最勤,我名列榜首。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善本室的工作人员郑老师与王新。在《贯云石评传》的后记里,我专门用一个段落专门向善本室工作人员致谢。当时在书库中,有几种同名《小山乐府》善本,王新同志为我逐一取出验证,就这样,重要的元曲文献贯云石《小山乐府序》,始为学人所知。《小山乐府》是明抄本,阅读时遇到我拿不准的字,就向老馆员们请教。为了辨认印章文字,一位资深馆员杨先生曾特意为我将篆字一一复原为宋体。
从那时开始,在工作之中我从来离不开国家图书馆。当然,我早就不是来得最勤的读者了,但只要有疑问需要验证,有内容需要充实,我想到的首先是:到国家图书馆去。
去年,我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课题《元诗与元诗文献研究》正式结项,它的最终成果《全元诗》交付出版。为编撰《全元诗》,我们先后查证了2000多种古籍。这部66册,有2400万字的总集能够顺利完成,全靠二三十年来的文献积累。在最后阶段的一年多时间,我与课题组的成员、与研究生们,齐聚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阅览室,坐在各自的阅读器之前,而汗牛充栋的书库是我们的依托。没有国家图书馆,没有图书馆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收录了5000多位元代诗人、14万首诗篇的《全元诗》,不可能按计划完成。
国家图书馆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也提供了与公众交流的平台。
最近十年间,我应邀在国家图书馆作了十几次讲座。相比之下,我最重视这种公益性的活动,它为我们提供了传播知识的讲堂,提供了与读者们交流的宝贵机会。我从来将自己视为国家图书馆读者中的一员,随年龄增长,为他们提供更丰富的视野,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我讲的是西部探险与发现,讲座中,常出现连通道都有席地而坐的听众,常见每次讲座必到的熟悉的面孔,每逢此刻,我又成为那个刚刚放下自行车直接奔赴阅览室的如饥似渴的年轻人。面对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读者们,我实际上是在面对自己,与他们的交流,使我坚定了更好地从事科研的信心,给了我检验研究成果的条件。
(杨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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