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问题之一，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者都在使用各种学术工具对其进行研究。王立胜在他的新著《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带有原创性的分析框架，用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农村现代化演进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轨迹问题，并在历史与现实结合方面，在
正如王立胜在书中所表述的，“社会基础”概念通常是作为习语出现的，极少有人将其作为重要学术概念加以研究，更谈不到以此为核心概念来建构一个分析体系了。而这一概念当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也兼具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王立胜将农民间的联接关系、农民个体与国家的联接关系以及由农民个体经由特定的形式组成的农民群体与国家的联接关系模式作为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模式和形态的根本性因素，并以“社会基础”概念来概括这一组关系模式。这是极具启发性的。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产业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被认为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途径。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标志是农业标准化，可以说没有标准化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产业化，但是农业标准化的前提是农民的组织化，一家一户的分散小农户是很难达到农业标准化要求的，也就是说，农民的组织化水平直接决定了农业标准化的水平，相应的也就成为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不仅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农村经济系统都需要农民建立一种新型的联接关系，农村发展、农民增收要建立在分散小农户与国家、与市场的良性对接关系之上。关于这一点《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一书做了十分精彩透彻的论述。经济系统总是“嵌入”在社会系统当中，立足于农村现实的“社会基础”，并因势利导地加以“再造”，这一点在农村工作中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农村税费改革作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在农村推行的重要政策，对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农村内生性发展活力、解决农村社会矛盾，发挥了非常巨大的积极作用。农村税费改革不单是税收、负担政策的变化，它会涉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必然提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要求。作为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王立胜十分敏锐地发现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在农村地区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发现了政策体系配套方面乃至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不协调，书中关于农民税费改革政策对农村合作水平和一致行动能力的影响、对乡村关系的影响、对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对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的分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对实践真正深入的了解与把握，研究不可能达到如此精细和细致的程度，同时，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也不可能从实践中、从很多熟视无睹的、司空见惯的农村日常生产生活中抽象出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对于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社会影响的研究达到了很高水平。
书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空定位”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间定位方面的差异实质上将会导致整个政策体系供给的基本思路产生本质的区别。如果认为新农村建设是可以在短期内（如十年、十五年）完成的任务，那么在户籍制度、城市建设、农村住房制度、农村耕地制度等方面就必然以此为前提作出相应的安排，带来的将会是快速的、甚至是激进的城市化过程，政策体系的制定和供给就不会考虑和照顾农村地区的独特性而倾向于以城市生产生活内容为标准，以城市生活的、工业化的甚至是后工业化的观念框架和概念系统去定义和解释农村社会的现象。反之，就会十分注重当前农村地区的实际状况，在强调城乡统筹的同时，更加注意农村地区的承受力，考虑政策实践的摩擦成本，重视一种外生性的政策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时会遭遇到种种变数，就会形成一种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在空间定位方面，此书仔细分析了新农村建设单位在空间上应当定位于具体的“村庄”还是县域视野中的“农村”问题。如果将着眼点和建设单位放在“村庄”，那就意味着原本有着密切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农村地区被切割成若干相对孤立的单元，强调以村庄为单位进行建设，必然在资金和资源的分配上平均用力，强调面面俱到，不能实现很好的统筹，浪费将会十分严重。而如果能够超越相对封闭和静止的“村庄”视野，在县域范围内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资源统筹，将具体的村庄作为县域经济的有机组成进行中长期规划，从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重点村镇建设、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等方面作出统筹安排，在这样的县域空间视野下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村庄却又不局限在村庄建设，更加适应越来越市场化和开放性的时代背景，成本更低、效益更好、效果更好。这样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也就从基础设施建设过程进一步转化为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而这正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真正含义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空定位问题，关系重大，将会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不同的前途，应当引起理论研究界和政策制定部门的高度重视。
《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一书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现实维度立体性地切入中国农村现代化这一主题，超越学科界限，从问题意识出发，从实践角度出发，论证了构建更具弹性的政策框架，不断地吸纳和整合农村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各种积极因素的重要性，论证了国家如何通过吸纳与整合民间的资源与积极因素而进一步增强对农村基层的控制和指导能力，农民如何经由国家的指导而利用各种有效资源形成密切的联接关系，并以这种集合体的形式与国家实施良性互动。这样，国家战略与农民福利就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国家与社会之间就能够实现较为协调的关系状态。有了这样的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就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力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使中国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王立胜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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