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中国六十年，是一个辉煌的甲子。六十年，我们有太多的感受、感悟、感怀。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新中国60年・学者对话》栏目，请那些见证发展、参与规划、付出智慧的学者专家，与我们共同回望走过的道路，回味其中的甘苦，体悟改革发展的思路。
主持人：本报记者冯蕾张玉玲
嘉宾：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咨询专家。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孙冶方经济学奖和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先后参加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的研究或有关文件的起草，近年来还参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姓生活简单朴素。当时流传着一句民谣――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时光流转六十年，从中山装的清一色，到今天服饰的五彩斑斓；从公共食堂、“票证时代”的短缺，到今天商品的目不暇接、供应充足；从梦想的“曹杨新村”和“排子房”，到今天高楼林立、路网畅达……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深刻变革。60年，中国走过弯路，有过波折，但最终走上了一条发展之路、富民之路。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富裕程度的提升，中国百姓的追求也开始变化――从追求吃饱穿暖到追求生活品质、幸福指数，中国人的生活正从量变走向质变。
然而，是什么推动和支撑着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意味着什么？
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60年百姓生活日新月异
民生变：1954年，厦门开始发放布票。布票一年发一次，大人每人每年的布票约为20尺,小孩每人每年7尺。厦门只是全国票证时代短缺经济的缩影。布票之后，全国出现了粮票、油票、肉票、饼票等十几个票种。
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服装生产大国，服装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能力超过200亿件。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产鞋国，产量占世界二分之一。
记者：从布票那个短缺经济时代到今天绝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变化其实就在每个人身边。
张立群：的确，回顾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的生活十分贫困。即使在经济有明显恢复发展后的1952年，我国人均GDP也仅为61美元，主要消费品人均年消费量很低，其中粮食395斤，布5.71米，鞋0.18双，手表0.07块，食糖0.91千克。而今天看来，这一切好像是天方夜谭。
记者：从穿衣吃饭到交通出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
张立群：这种改变，尤其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从“吃”的方面看，相比1978年，我国在人口增加了3.65亿的情况下，2008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98公斤，较1978年增加了82公斤。随着人均农产品占有量的提高，人民的饮食消费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表现为粮食等基本食物消费量趋于减少，蔬菜、水果、水产品等消费量趋于增加。与2002年相比,2007年城镇人均粮食消费量由78.5公斤减少到77.6公斤，鲜奶消费量由2000年的9.7公斤增加到17.8公斤。中国百姓不仅实现了吃得饱,而且实现了吃得好,并且正在向吃得更健康发展。从“穿”的方面看，1985年到2008年，城镇居民购买服装的支出由人均98元增加到1166元，农民由30元增加到211.8元。人们越来越注重服装的质地、款式和色彩搭配，逐渐追求服装的名牌化、时装化和个性化。
记者：计划经济年代，我国致力于迈出农业国到工业国的第一步，经济建设步伐加速，相比经济建设发展，民生改善成果并不突出。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真正步入了快车道。
周天勇：在计划经济年代，要想在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实现赶超，必须立足独立自主的发展基点，尽快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这导致了依靠计划经济集中配置资金和资源的优势，优先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用于建设大型重工业项目，奠定我国的现代工业基础，人民生活的改善则相对较慢。
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依靠工业制造业基础，引入市场机制，全面对外开放。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和下放经营自主权，通过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通过与国际经济的全面接轨，充分发挥十几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巨大发展，也实现了从为生产而生产向为消费而生产的重大转变。经济的巨大发展与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紧密结合起来。
从建设型财政到民生财政：民生改革向纵深迈进
民生变：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牛守贤回忆上小学的经历：我孩提时代就读的是河南省瓦亭镇陡沟小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设施简陋，学习生活十分艰苦。印象最深的是，在秋冬季的下雨天，从家到学校要步行三里多地的黄胶泥土路，处处都是很深的泥泞，脚上的鞋子常常完全湿透，脚冻得像红萝卜一样。
如今，原先的乡村土路已变成宽阔的柏油路，往来的车流不断。原来的小学已改名为薛岗小学，电视、电脑、投影仪等教学设备齐全，学校还拥有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优秀体育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而这，仅仅是中国农村学校发展的一个缩影。
记者：60年，农村大地的变革一刻也未停息。您印象中哪些变革是最引人瞩目的？
贾康：我主要从事的是财税方面的研究。因此，这方面要说到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我国自有“皇粮国税”以来2000多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化，被广大农民称为“最实在”的惠民政策。通过税费改革，农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平均每人税费支出显著下降，由2000年的89.81元降为2007年的11.66元,让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农民不缴农业税,地方政府也相应取消了村集体的“三提五统”等收费，这些都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使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周天勇：从西部农村地区全免义务阶段学杂费，到全国农村全免义务阶段学杂费，再到城乡全免义务阶段学杂费；从“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再到2007年“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到探索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生改革正向纵深推进。
记者：1950年我国财政总收入约为83.59亿元，而到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6万亿元，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更为明显的是，随着我国财力的增强，公共财政的特点越来越突出，财政理念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张立群：我们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财政逐步放权让利，通过减税、转移支付等方式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让更多社会财富转到居民和企业，实现藏富于民。一方面经济发展加速，另一方面财政改革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随着财力增强，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更多，涵盖面更广，收入分配的大头向居民倾斜。而随着市场活力迅速增强又带来了财力的逐渐强大，依托强大的财力，我国可以解决过去无力解决的诸多难题，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贾康：这60年，中国财政经历了从建设型财政到民生财政的转变。公共财政概念的提出是1998年。尤其是近几年，财政理念突出了以民为本，更加关注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针对“住房难”，截至2007年底，全国各地累计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达到164.6亿元。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海南、山西、安徽、湖南等地对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低保困难家庭，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周天勇：国以家为基,邦以民为本。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国家财力的增强,表明经济形势的向好,也意味着国家更有实力来解决百姓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伴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财政支出结构、支出重点在变,公共财政的理念在变。从过去的生产建设型财政转到公共型财政，从理念转变到政策调整,我们可以体味出执政理念的转变，可以感受到共和国的成长和祖国走向强盛带来的温暖。
从效率优先到更重视公平：制度变革释放活力
民生变：1947年，14岁的齐玉润在河北井陉矿务局开始了拿工资的生活。当时的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每个月供给固定的米、棉、布等。 1 951 年，齐玉润拿到了1 80000 元的工资(1 0000元旧币相当于新币1元)。20世纪50年代,齐老印象最深的就是“粮票”的出现。上世纪60年代，10年没有涨工资。之后，工资逐步增长，上世纪90年代后，增速加快。
如今，居民收入渠道不断向多元化、多样化方向发展，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年终奖、企业股份分红、销售提成工资、承包工资、绩效工资、年薪工资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体现得更加具体、多样。
记者：小小工资条，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吃大锅饭”到1993年中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再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围绕公平与效率，这一事关所有百姓收入分配的大事，中国政府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把握。
周天勇：的确，“分配是民生之源”，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通过“扩中、提低、限高”，缩小贫富差距，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从长远看，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让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
记者：回头看，60年成就举世瞩目，但不容回避的是，民生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发展仍很不平衡。如何看待？
张立群：总体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为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就。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增强，随着人们自主发展、自主创业空间的不断拓展，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人民生活改善程度还不均衡。未来我们既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促进竞争、提高效率的作用；同时也要更加注重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注重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水平。努力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将发展的成果更好、更全面地惠及全体人民。
周天勇：民生问题，除了增加民生投入外，还要营造好制度环境。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首先是政府引导与人民创造。政府应尊重人民的创造和创新能力，把更多关注点放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其次，要处理好现实需要和生产力水平的关系。我国人口多，人均经济水平低，这样决定政府提供保障的标准不可能太高，只能是“低标准、广受益”，扩大覆盖面，重点保障低收入的弱势人群。第三，要照顾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比如生态、环境的投入能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也要加大投入。尽管民生问题眼前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方向是要降低基尼系数、缩小差距，实现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的均等化服务，朝着公平化方向发展。
记者：不同的社会阶段，有着不同的民生难题，这也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
周天勇：的确，当前，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短期难以改变，民生领域仍存在许多亟待破解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为了免除百姓的后顾之忧，新医改方案进入实施阶段，保障性住房面积进一步扩大，企业退休职工工资再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逐年上调，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到新一轮制度安排中，一个个惠民政策已变成一种制度体系。这种执政为民的理念与科学的制度设计紧密结合，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念正日益成为国家意志，无疑将给中国百姓带来更多惊喜、更多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