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往的经济研究中，由于考虑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特殊性并没有对经济分析产生特别重要的实质性影响，所以，在经济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中通常将其归为“其他条件不变”中的因素而被抽象于分析对象之外。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
活动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质性变化。资源环境在客观上已成为经济决策的内部因素，应该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尽可能地考虑资源环境因素，特别是在应用经济学领域，须“一般性地”引入资源环境因素，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之一，或者研究对象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通常不被纳入经济分析的主体框架之内,即在一般经济分析中,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通常是被“抽象”掉的,或者被归入“资本”范畴,或者被归入“土地”,而土地的主要经济学意义也往往只被认为会产生“地租”。在一般的经济分析中,“土地”或“地租”也被纳入了“资本”。因此,常用的生产函数解释变量只包括“资本”、“劳动”和剩余项“技术”,而在对“技术”的分解中,也通常没有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实际上就是将需要投入自然资源和影响环境(造成污染)的现实生产(假定为工业生产,下同)过程（如图一所示）简化为如图二和图三所示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其中图二所描述的是抽象的工业生产过程;图三所描述的是抽象的农业生产过程,即不考虑作为投入物的能源和自然资源的特殊意义以及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图一
图二
图三
这样的经济学抽象当然有其方法论上的以及价值理论上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由现代经济学产生和发展所处时代即世界工业化进程所决定的。在世界工业化的一定时期,工业化是仅仅在少数国家中(西欧及其移民国家)发生的现象,可被工业利用的能源和自然资源(矿藏、水等)相对于工业生产规模来说具有“无限供应”的性质。而作为生产投入品的工业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成本基本上等于其勘探、采掘和运输等的费用,其机会成本并无独特之处,所以,同其他的工业投入品没有本质上的经济学差别,而同自然资源的空间位置相关的因素可以归之为“区位”因素和交通运输成本之类的范畴,矿藏的丰度则可以归之为“级差地租”。至于环境因素则可以一般化为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在一般的经济分析中不予考虑。总之,由于考虑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特殊性并没有对经济分析产生特别重要的实质性影响,所以,在经济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中通常将其归为“其他条件不变”中的因素而被抽象于分析对象之外。
但人类经济活动即世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上述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化石能源时代达到巅峰时期,特别是石油资源的耗竭越来越成为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所以,节能(主要是化石能源)和发展新能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并不能仅依据反映当前市场供求状况的成本-价格关系来进行经济决策。
其次,化石能源消耗的外部性,特别是碳排放,可能成为影响气候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必须制定新的规则,包括价格和贸易规则才能应对这一严峻的问题。而新规则不仅要考虑现实状况,而且必须考虑历史过程,例如“公平使用”之类的概念都将被引入经济博弈关系中,这是以往的经济分析很少关注的。
第三,矿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所关系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多,如何处理矿物开发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和社会利益关系和矛盾,成为经济分析不可忽视和回避的问题。
第四,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以及工业品消费)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突出,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受到环境因素的很大影响,因此,环境因素必须被内部化为经济分析的重要研究对象,而环境因素的内部化将改变经济分析的理论构架。而且,由于将环境因素引入理论分析框架,对工业生产活动的经济分析就不能终止于工业品的产出和市场实现(完成销售),而必须将工业品的消费、回收和再利用的整个过程纳入分析对象。也就是说,基于环境因素的考虑,经济分析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对象将从一次性的“有始有终”生产-消费过程,转变为“有始无终”的生产―消费―回收后―生产的不断循环过程。这样,工业生产成本中也将包含产品回收和资源再利用成本和收益。
总之,由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变化,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质性变化。资源环境在客观上已成为经济决策的内部因素,同时,其特殊重要性又使之成为必须特别研究的对象而不能做简单的理论抽象,因此,必须把资源环境纳入经济分析的理论分析框架。换句话说,如果过去经济学将资源环境置于理论框架之外是一个合理的逻辑抽象,即合理的忽视;那么,如果现在仍然将其置之度外,则是一个不合理的过度抽象,即忽视了现实中的重大因素而使经济理论缺乏解释力。
将资源环境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实际上使得经济分析的对象假定更加复杂化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编写的《新编工业经济学》(金碚主编)中,已经提出和讨论了工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对工业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影响。该书指出:“工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除了工业生产领域的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也涉及同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一些经济现象,包括:工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矿藏、能源、水、土地;工业产品实现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工业同农业及服务业(特别是交通、物流、金融业等)的关系;工业生产的外部性影响:环境和生态等。”当然,在经济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工业经济学是比一般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更具体的分支学科。那么,在更抽象的理论经济学体系中是否也应该包括资源环境因素呢?
我们认为,由于资源环境因素越来越具有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的现实重要性,将其抽象于经济分析框架之外已越来越不能保持经济分析的现实意义。所以,应该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尽可能地考虑资源环境因素,特别是在应用经济学领域,须“一般性地”引入资源环境因素,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之一,或者研究对象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
首先,应在微观经济学中引入有关资源环境因素的分析内容。因为,资源和环境已经成为企业经济决策中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环境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间的竞争,特别是国际竞争规则将发生重大改变。例如,如果造成环境破坏,企业就必须支付费用(罚款或环境税),这构成了企业的直接成本。特别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当前,有些发达国家已经提出要征收“碳税”。如果真的实行类似的制度,将使各类产品的成本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因而,产业竞争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例如,生产成本低但环境成本高的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竞争优势。很显然,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应引入关于这类问题的重要内容。
其次,在产业经济分析中也应引入资源环境因素。由于各类产业对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性质,因此,其竞争规则和发展路径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例如,有些产业的生产须耗费较多的传统物质资源(传统工业大都属于这类),所以,在竞争条件下,定价机制可以遵循“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而有些产业的生产不须耗费传统物质资源(高技术产业很多属于这类,例如,电子通信、网络等),其产品定价机制如果也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则其产业竞争格局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企业的竞争行为也会非常不同于前一类产业。进而,对于上述不同的产业,政府的管制政策也会十分不同。这些都是过去的经济分析理论框架所难以涵盖的。再如,出于对资源环境的考虑,必须发展节能技术和产业,特别是必须发展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技术和产业。问题是,在当前整个世界仍然处于化石能源居主导地位的时代,发展节能或者替代能源的技术和产业,在经济上往往是不利的(显著的高成本),那么,怎样分析和处理好这一关系,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竞争规则和政府管制制度呢?可见,这是产业经济理论必须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在此基础上,在经济福利分析(福利经济学)中,更应引入资源环境因素。因为,考虑到资源环境,经济活动的福利评价将产生一系列复杂关系和问题。例如,当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或者对于不同的收入人群,对生产(增长)与环境之间的价值评价会很不相同。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或者收入水平越高,对环境质量的评价(偏好)就会越高(环境偏好或者环境需求越强);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者收入水平较低,对环境质量的评价(偏好)就会越低(环境偏好或者环境需求越弱)。可见,评价怎样的经济行为是“值得的”,取决于“增长-环境”,或者“收入-环境”之间的偏好顺序。问题是,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人群可能生活在同一个环境空间中,因此,他们必须就“增长-环境”选择做出同一选择,那么,是应该更倾向于低收入水平人群的偏好(更强调收入增长),还是更倾向于高收入水平人群的偏好(更强调环境质量)呢?这类福利经济抉择问题需要一个引入了资源环境因素的经济理论框架。
毫无疑问,收入和环境都很重要,两全齐美当然好。问题是,获得收入和环境质量必须付出代价,所以,资源环境、经济增长都遵循“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经济学原理。那么,在关于资源环境与收入增长的福利经济学分析中,“帕累托改善”或者“帕累托最优”是否仍然有效呢?如果在考虑不同地区之间因资源环境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及资源环境补偿问题等,则福利经济学理论更具有学术发展的很大空间。
最后,如果可能,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也应引入资源环境因素,因为,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实际上常常会运用同资源环境直接相关的政策工具。例如,在宏观经济景气不同的时期,政府对土地供应的松紧、以及对企业生产的环境影响的容忍度等往往是很不同的:经济不景气特别是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危机)时,通常会放松土地管制,倾向于增加土地供应量,并可能对企业生产产生的环境影响较为容忍;而当经济景气时,通常会倾向于紧缩土地供应,并更倾向于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采取严厉政策。当然,政府是否应该将资源环境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因为,宏观经济政策是短期政策,而资源环境是长期问题,以长期政策应对短期问题当然可能产生十分复杂和难以预料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将资源环境因素的考虑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之中。相反,经济理论分析本身就应该回答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所采用的各种政策手段的短期作用和长期效果究竟如何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