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的又一项重大基础工程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正文皆简称为《国史编年》）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继上世纪90年代初接手组织编纂大型丛书《当代中国》之后启动的又一项国史编纂的基础性工程。该书采用纲目体，分年设卷，逐日记述新中国历史上方方面面的大事，至今已出版1

《国史编年》的文献魅力

李捷

前不久，当代中国研究所送来一套沉甸甸的书，打开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几个庄重醒目的大字赫然在目。顿时，一种历史的庄严感、厚重感涌上心头。我想，这大概便是人们常说的文献魅力吧。

第一，体现了国史文献求真存真的史实魅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60年的发展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可以说，国史文献的丰富性、多样性，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但这也提出了去伪存真的问题。什么是真，什么是伪？何者为真，何者为伪？这是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在朱佳木所长的主持下，艰苦奋斗，历经多年，终于推出了《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这部篇幅达到七卷、字数将近800万字的书，虽然只是《国史编年》的开头，但已足以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国史工作者从爱国护国、爱党护党的正确立场出发，凭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尽全力展现出来的国史文献求真存真的史实魅力。

《国史编年》展示了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一步一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全过程。“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人民从国情出发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一正确的发展道路，不是一蹴而就，一日之功，更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准备过程、探索过程、逐步过渡的过程。《国史编年》的前七卷，将这一过程通过国史文献细致地叙述出来，充分揭示了这一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本清源，有说服力地澄清了这段国史上的误传、误读、误判。

第二，体现了国史文献唯实求实的思想魅力。

就保存的形式而言，档案文献都是一件件地孤立地存在的。而就产生过程及其内容而言，档案文献又都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历史学者的研究，并且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加以编排，档案文献便有了活力，展示出内在的思想魅力。例如，在《国史编年》1949年卷开头，有一个正文长达484页的序编，用大量的近代文献来展示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之后到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前的这段历史。这些生动的文献资料，集中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又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新中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是如何酝酿提出并逐步建立起来的呢？《国史编年》也给予了详细的描述。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到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制定的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制定国家基本制度的时候，是何等的睿智，是何等的精心，是何等的民主，是何等的负责。通过《国史编年》的展示，还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头几年，不但是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展开的基础上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而且是国家基本制度、基本法律和基本体制从初创到初具规模的重要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编年》向我们展示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些年，是共和国发展史上的奠基之年。这个奠基，不仅是指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而且包括奠定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法律和基本体制。

另外，《国史编年》还对以老一代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做了比较系统的反映，其中有大量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等起草的指示和电报，以及他们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等会议上的讲话。那个时候，奠基立业，百废待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却能亲自起草各种文电、讲话提纲，读了令人鼓舞，令人向往。

第三，体现了国史文献严谨缜密的体裁魅力。

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巨著，《国史编年》的完成，需要有一种见识，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挑选出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资料；又需要有一种本领，能够把精心挑选出的成千上万件文献资料按照一种体系缜密地编排起来；还需要有一种才能，能够团结和调度诸多学者按照同一体例和思路协同工作，经年累月，集腋成裘。

这部《国史编年》是如何从体裁上展示国史文献严谨缜密的魅力的呢？首先是体现在全书贯通的严格体例上。在每卷卷首，都有全书的《凡例》和《本卷编辑说明》，对编纂者运用的体例作了规范性的说明。这些体例，从表面文字到实际内容，都很精当得体，体现了主持编纂者的史学功力和经年思考，不仅完全适用于这部书，而且可以为今后编纂同类著作作重要的参考。其次体现在全书贯通的体裁结构上。先说正文。每一条目都有纲文，以纲系日、系月、系年。绝大多数纲文之下还有目文，以目释纲。从国史文献的角度来说，纲文实际上相当于文献的标题或主题词，目文则是该文献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背景。这种编排，既有新意，又便于阅读。在一些条目里，还有历史图片。有些重要条目，还附有文献的全文。这些都增强了书中内容的历史感和资料性。

值得一提的还有每卷书的附录。这些附录，每卷书各不相同，都依实际情形而定。通观这七卷，历年的中央政府和各部负责人名录、各大区和省政府负责人名录、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等，都是有价值的资料。我的理解，这些附录相当于古代纪传体二十四史中的“表”类，不妨再详尽一些，亦无不可。

总之，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的出版，应当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国史研究这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应运而生的新兴学科，正在从初创和初具规模走向兴盛与成熟。

人民共和国的一座史碑

梁柱

《国史编年》这部书不仅为国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方便而有用的基础性工具，而且也为普及国史教育提供了权威性的资料。人们会从这里体验到人民共和国辉煌而艰辛的历程，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精神养料。它的问世，是人民共和国的一座史碑，是新中国史坛的一件盛事。在阅读的感受和收获中，深感这部《国史编年》很有特色。

首先，把资料性、研究性和学术性熔铸于一体，增强了它的权威性和使用价值。中国自古就有治史、用史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可以概括为存真、立论、资政、育人，其中存真是基础。史事繁纷，记述不一，如何从中去伪存真，辨析考证，是史学研究中一个很严肃的原则问题。《国史编年》的编撰者是严肃对待这一工作的，通过大量查阅材料，认真考证，力求为广大读者提供翔实可靠的信史。正是由于编撰者不是简单的把编年史当成单纯的资料性工作，只是一些材料的堆积，而是当作一项研究性工作，才大大增强了这部编年史的学术价值。任何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都会在存真的基础上立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作为一部富有学术价值的编年史，同样会给后人以历史的智慧。千百年来人们从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史书中，学到了兴亡成败、理政治国的道理，使它成为资政育人的不朽名著。《国史编年》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努力在史事的记述中透现历史的经验，给人以启迪。比如，我在读1952年有关三反运动的史事记述时，好像又回到了那刻骨铭心的难忘的岁月中去，又一次体会到毛泽东同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所作的“千秋窑洞对”和随后发出要警惕“糖衣炮弹”侵蚀的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深深感到毛泽东反对党内腐败、官僚主义的巨大决心、勇气和力量。

其次，把史事记述、文献资料、历史图片和人物注释等互相配合，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相得益彰。这种独具匠心的编排，是编年史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和创新，起到引人入胜、方便读者的作用。它使每一卷100多万字的史事记载不但不会令人感到枯燥，反而使人就像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得到历史知识和经验的美的享受。应该说，一张珍贵的历史图片，就是一页生动的历史。无论是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宣布新中国诞生的照片，还是农民在土改中焚烧地契的场景，都会让人们想起往昔如火如歌般的岁月，心潮难平。同样，在记事中辅以文献资料，也会收到良好的作用，不但免除了一些研究者查找之苦，也会增加一般读者阅读的趣味。总之，这样的编排是富有新意的，使史事得到多方面的印证，更加有效地提高了它的可信度，也增强了编年史的可读性。

再者,在文字表述上,能较好地做到文字表达准确、生动，对史事的叙述简练而完整，文与质兼备。一部好的史学著作，不但贵在准确，而且还要讲究辞章文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这就是说，成功的作品在于真实，在于饱含真情，这样就会像绽开的花朵一样而富有文采。这不仅是文学作品，也应该是史学著作追求的一种境界。这部《国史编年》的编撰者是努力这样做的，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这部《国史编年》的编撰者具有鲜明的精品意识，有对事业、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学风,体现了史学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这对于时下的学术研究风气都有着良好的榜样作用。

严谨・翔实・大气

瞿林东

最近有幸读到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的《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每卷多在百万字以上。虽然只是一项宏伟工程的一小部分，但已显示出它的几个鲜明的特点，即严谨、翔实、大气。

严谨，这首先要从此书的“凡例”说起。此书采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一纲目体进行编纂，是极恰当的选择。俗云“纲举目张”。“纲”是主题，“目”是叙事，编者心中有数，读者一目了然。此书以纲文、目文、文献、注释、图片、附录六种形式（体例）相互配合，使其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有裨于读者对所叙史事的了解和认识。纲目体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编年体的记事原则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此书在这方面对古代编年体史书有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思考和处置都很细致。而文献、注释、图片、附录等，则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范围和容量，使史事更加全面、丰富。其次，严谨还反映在各卷的“编辑说明”对资料来源有明确的交待。再次，各卷在“编辑说明”中以很精炼的文字指出该年度的历史主线或有关重大史事的连贯性，表明编者在纷繁的史事中，力图把握那些影响更大、更能反映历史进程之本质的事件。

翔实，这是此书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编年”作为历史资料书，最重要的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丰富，二是信实。此书包含的内容，在全书的“凡例”的第九条（《1952年卷》以后列为第八条）列举甚明，在各卷编纂内容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涉及新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其丰富性和广泛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由于清楚地交待了各卷资料的来源，以及大量的文献、注释、图片和附录，使此书具有很高的信实程度。追求信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认为，《国史编年》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

大气，这主要反映在此书的编纂宗旨方面。这突出地表现在此书“凡例”的第一条，指出此书的编纂，“旨在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翔实可靠的史料，同时也为国内外读者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资料提供方便”。前者为专业工作者着眼，后者考虑到国内外的广大读者，并希望中国史学走出国门，显示出史学工作者的宏大气量。这种宏大气量还反映在编者的自信和对读者的承诺，这就是“编辑说明”中所表明的：“‘纲文’力求简明、准确，经得起查对核实。‘目文’叙述事件起因和经过，力求完整和客观，一律不作与记事无关的描写和评论。”编者的这种自信和承诺，同当前有些研究领域的浮躁学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显示了此书编者的大气。

《1954年卷》在“编辑说明”中指出：“兼采编年与记（纪）事本末两种史书之长”。我以为，在“纲目体”的前提下，这一表述与编纂的实施，是合理的，也是符合此书实际情况的。此书有不少“某日-某日”的记事，甚至是跨越月份的记事。这种记事方法，旨在不割裂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活动的连续性，实则已包含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因素了。但为了体例上的一以贯之，最好不采用“某日－某日”的记述形式，可将后一个日期含在“目文”叙事的最后，如“会议于某日结束”、“某人于某日结束访问回国”等等。这样做，不仅体例上一致，而且也便于读者阅读。

此书所收图片，十分珍贵，构成信史的重要部分。当我看到《1951年卷》第405页居民为抗美援朝购买飞机、大炮而排队捐款，以及读者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排队购买《毛泽东选集》的图片时，内心十分激动，犹如身在其中；《1952年卷》收录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和同学们在一起交流经验的照片，使人感受到一个“普通人”和历史的关系，这些都非常有意义。

一部可以传之久远的新中国编年史

陈祖武

拜读《国史编年》1949年至1955年卷，深得教益，谨谈三点感想，并提三条建议。

第一点感想，这是一部资料翔实的信史。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尊重历史，热爱历史，古往今来，学史、治史、修史、用史，已经成为世代相沿的一个好传统。《国史编年》既继承发扬了历代修史的好传统，又有前人所不可企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凭藉翔实可信的弘富史料的占有和一支德才学识兼备的高素质编纂队伍的辛勤劳动，从而就确保了这部史书的真实可信。《国史编年》卷首的《凡例》说得很明白：“《国史编年》条目采自原始的或权威的资料，凡对某一事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说法的，必经认真考证，采用相对准确的说法。”这条至关重要的编纂原则贯彻七卷《国史编年》的始终，就使这部史书从本质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孕育、诞生和成长，所经历的艰苦奋斗乃至流血牺牲。《国史编年》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昭示了一条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说《国史编年》是一部资料翔实的信史。

第二点感想，《国史编年》在编纂体例上实现了可喜的创新。中国古代史书，不惟源远流长，从未间断，而且体裁完备，各有千秋。就拿《国史编年》所采用的编年体史书来说，《春秋》、《左传》、《竹书纪年》、《汉纪》、《后汉纪》诸书，皆是导其先路的名著。北宋中，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问世，使这一体裁的史书臻于极度成熟。迄于南宋中，又从中派生出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多种体裁的史书。《国史编年》以编年体史籍为矩?，复取纲目体、纪事本末体史书之所长，既继承发扬我国古代史家重视史表的优良传统，又与时俱进，融域外史籍编纂之所长为我所有，合纲文、目文、文献、注释、史表、图片、附录、索引为一体，年经事纬，纲举目张，实现了编年体史书编纂体裁的成功创新。

第三点感想，《国史编年》中洋溢着感人至深的高度责任意识。我大致算了一下，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七卷《国史编年》，篇幅已经接近800万字，称得上是一部大书。虽然因为时间太紧，不可能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但是通过最近一个月的浏览，我还是深深地受到了吸引和震撼。是什么东西的吸引和震撼？不是别的，那就是洋溢其间的敬业精神,是参加《国史编年》编纂、审订、校阅、印制、出版的全体同志精益求精的高度责任意识。一部卷帙如此浩繁的大书，除了个别注释未尽统一，一二行文尚可斟酌之外，我仅在其中的两卷读到两个明显的错别字。这样一个卓越的业绩是何等令人肃然起敬啊！如果我们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同志，都能像《国史编年》这个优秀集体那样，对国家和人民的学术事业、出版事业、文化建设事业高度负责、一丝不苟，那么世间上还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去做好呢？

下面再提几条建议：第一，应当为《国史编年》正名。当代中国研究所很谦虚，把他们付出多年辛勤劳动编纂的《国史编年》称作“资料书”。其实，实事求是地说，《国史编年》并不是资料书，而是历史学著作，是一部宗旨鲜明、资料翔实、编纂有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因此，名从其实，还是以不称作“资料书”为好。第二，《国史编年》卷首《凡例》不宜更改。《凡例》是一书的编纂原则，是规矩，是法度，提纲挈领，至关重要。《凡例》所列各条，既是著者的工作准绳，也是读者了解本书的依据，一经确定，不宜改动。《国史编年》1949至1951年卷，卷首《凡例》第三条，是本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编纂原则。1952年卷以后,此条不复保留,而是经过删节后并入第九条。如此更改是否妥当，请斟酌。第三，某些技术性细节，尚可进一步雕琢。譬如历史人物生平注释，是否包含字号，所任职务用全称还是简称，各卷当以统一为宜。又如漫画归入图片一类载入国史，是否适宜，亦可斟酌。再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和回收新、旧版人民币”一类行文，宜力求准确，免生歧义。

谈谈《国史编年》的国史特色

田居俭

我有幸参与编撰《国史编年》这套书的开篇之作――1949年卷。借此机会，简要介绍一下该书编撰过程。

按照编委会的部署，我们在动笔之前，先就《国史编年》的定位、体例和章法等问题进行研讨。在务虚的过程中，我们明显地感到：目前出版的中共党史（社会主义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党史和国史）以及相关专题资料，版本虽多，但内容和立意雷同，难以区分是党史还是国史？我们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史挤占了国史的空间，有以党史取代国史的倾向；国史又挤占了党史的空间，有以国史取代党史的倾向。由于没有划清党史和国史的界限，就难免个性不鲜明，特色不突出。

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我们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关键还是要弄清党史和国史的属性和内涵，坚持党史姓党、国史姓国，把党史从粘连得过多的国史中剥离出来，把国史从粘连得过多的党史中剥离出来，恢复党史和国史的各自面目。为了改变党史和国史的趋同态势，编委员会提出《国史编年》要继往开来、另辟蹊径，成为“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领域重大史事的资料书”，“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翔实可靠的史料，同时也为国内外读者查阅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资料提供方便”。明确了全书的定位，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深入思考，如何在探索中迈出新的步伐，才能取得凝聚自己心血和智慧的编纂成果。为此，我们想方设法扩大视野，在内容取舍上坚持人轻我重、人弃我取的原则，凡是属国史范畴的资料，都要竭力爬梳网罗，拾遗补阙，考核订正，去芜取菁，尽可能地把国史的内容还给国史。编委会集思广益，把我们在研讨中达成的共识加以概括，写进《国史编年・凡例》。这就是：“举凡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民族、社会、人口、宗教、疆域、地理、区划、灾害、气候、生态、资源、军事、国防、外交、对外联系和国际反应等方面的大事，均在编写之列。”

解决了“把国史的内容还给国史”的问题之后，我们又探索用什么体裁表现国史的丰富内容，也就是如何突破以往国史“大事记”沿用的体例。我们通过对传统史学开创的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研究、比较，决定以属于编年体的纲目体为主，兼采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之长。因为发轫于《资治通鉴纲目》的纲目体，叙事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纲举而不烦，目张而不紊”，便于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基于这种考虑，编委会决定采用纲目体叙事，设“序编”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如何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事，起于1927年7月1日终于1949年9月20日,以武装夺取政权和在各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政权的主线，作为包括1949年卷的各卷历史背景。自1949年9月21日筹划建立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之日起为“正编”，详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方面面的史事。每年一卷，每卷约百万字。

《国史编年》各卷叙事，由纲文、目文、文献、图片和注释五个部分共同完成，各个部分在统一的整体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纲文作为史事主题，画龙点睛。目文作为史事主干，叙述始末。部分条目因史事简单而内容重要，将纲文、目文合并，以纲文叙事。目文之后附有文献，作为支撑纲文和目文的档案资料和其他原始资料。注释除对目文的人名、地名加注外，对目文中有歧义或疑义之处进行考证说明，以提高目文的学术性。图片根据目文内容选择，作为充实目文的形象资料。

关于编纂章法，根据编委会确定的原则，我们提出了“三精”的标准，即精确、精炼和精彩。

“精确”就是史料取舍精当，不遗不滥，史事翔实、原始、权威，经得起学术检验。对有争议或有疑义的史事要进行考证、辩析，做出有理有据的科学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治当代史也要具备版本、目录、考证、校勘、辩伪、辑佚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精炼”就是叙事必须条理清楚，不拖泥带水，不节外生枝。对于篇幅长的重要文件、讲话、社论等文献要进行提炼、归纳，这个工作要求内容完整、重点突出，文字简洁。借用梁启超的话，就是“篇无剩句，句无剩字”。因为编年体的资料书不是史料大全，有文必录，其工作方式也不是简单的编辑。这种资料书属于史书，必须围绕有关主线编撰，是带有再创作性质的工作。

“精彩”就是质文兼备，详略得当，行文考究而不花哨，符合语法、逻辑、修辞等规范要求。要言之有物，朴实无华，不矫揉造作，使人读后觉得开卷有益，可信可用。

我们深知《国史编年》还有应该完善之处。根据治史好比积薪总是后来居上的规律，我们有信心在现有的基础上，编纂出完整的、无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国史编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