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日本侵略者占据下的北平,一个16岁的中学生冒着被父母责打的风险,从家拿出预备以后做孝袍的粗白布,和几个同伴在学校操场上制作了一套咖啡色的舞台小布景,到各个学校协助演出。这一举动使得一群爱好话剧的少年聚在一起。在后来的几年里,那名16岁的少年逐渐成长为组建进步剧团的热血青年,再到后来利用话剧表
1948年8月,作为地下党领导的祖国剧团的骨干成员,我和剧团近40名同志乔装打扮穿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加入了华北大学文工团。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又第一批随大军入城,进城时国共两党的部队还正在换防呢,当时的心情就两个字:“豪迈”!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我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职业话剧演员,并先后担任北京人艺演员队副队长、总导演办公室副主任、舞台美术组副组长等职务。
记得剧院成立之初,没有合适的排练场,也没有固定的演出地。1956年8月,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经周总理批准,刚建成的首都剧场正式交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管理使用,这是国内第一座以欧洲剧院模式为蓝本,安装了完备舞台机械的剧场。除了物质上的投入,国家同样很早就开始重视话剧人才的培养,1956年我被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师资进修班学习,成为新中国较早接受苏联戏剧专家培训的青年演员。
那时的我们可真叫“不用扬鞭自奋蹄”,全心全意在舞台上去实现理想,与祖国共成长。我先后在《蔡文姬》中扮演周近,在《雷雨》中扮演周萍。而此时的中国话剧事业也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高峰:1959年我们北京人艺推出《蔡文姬》、《骆驼祥子》、《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等8台剧目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演出。这几个剧在中国话剧史上都占据了重要位置,令人自豪。
我一直认为,北京人艺能有如此发展,离不开好的制度。举一个例子说吧,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出戏的排练都要留下场记记录,包括导演在排戏中的讲话、演员的心得体会、请专家来给戏组讲课的内容等等。这些珍贵资料在“文革”中大部分都幸运地得以保存。70年代末,国家档案馆的同志来我们人艺查档案,惊讶地发现很多资料“毫发无损”,连连称赞。这也引发了我和同事的思考,能不能把“死资料、死档案”用活,对新时期的话剧发展起些作用?1978年底,根据相关资料和经历,我和蓝天野、刁光覃一起并由我执笔,撰写了《论焦菊隐导演〈蔡文姬〉》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分三期发表,引起很大反响。80年代初,我又向时任人艺副院长的夏淳同志建议,在剧院现存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编写经典剧目的舞台艺术总结,把以前的经验进行梳理和归纳,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持。几年之内,《蔡文姬》、《雷雨》、《茶馆》、《骆驼祥子》四台经典剧目的“舞台艺术经验”先后“出炉”。
谈到这辈子与话剧结下的缘分,就不能不说自己的一个心结。我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不舍名利无此乐,愿将晚霞染朝霞”,这么多年了,我真正最想干的还是教书育人,让北京人艺、中国话剧后继不乏人。
我今年83了,人生角色几度转变,但这颗心始终没有离开过舞台。北京人艺是中国话剧的一个缩影,中国话剧的兴旺发展又是新中国文化事业辉煌历程的一个独特写照。今年新中国60大寿,作为一个到现在仍不能忘情于戏剧的耄耋老者,我感念党和国家对话剧事业的亲切关怀,对艺术的尊重,相信我国的话剧事业在祖国辉煌的映照下会更加兴旺。
(本报记者甄澄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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