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切身感受最深的，就是科研体制的变化。
以前我们总是等题目，看国家交给我们什么任务。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急需一种金属材
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后，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逐年递减。原来我们常开玩笑说，老所长李薰先生到院部桌子拍一拍、棍子戳一戳，科研经费就来了。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多少让我们这些习惯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感到无所适从。当时，很多研究机构片面地理解“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含义，简单地放科研人员个人下去办公司，导致研究力量分解涣散。我们所的同志经过研讨得出结论，金属所不能走这条路，必须依靠集体力量争取科研项目。我们陆续争取到了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和世界银行的贷款，稳定了队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们知道国家一些重大项目都要完全依赖进口，觉得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军工领域，必须拓宽渠道，多和企业接触，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顶替进口，引领企业的发展。这才是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2002年，我们以计算机模拟技术为突破口，同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签署协议，合作开发生产大型铸钢支承辊。经过3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成功了，后来发展为“可视化铸锻技术”。如今，这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型船用曲轴、三峡水轮机转轮部分铸件、核电的反应堆压力容器等关键部件的铸造和锻造，推动了我国铸锻业的跨越式发展。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在我的工作中也深切地体会到，虽然存在风险，但只有把科研同企业需求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产学研的无缝对接。因为只有企业了解市场，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很多技术研发也必须有企业支持，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而对我们来讲必须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不断地学习，急企业之所急，才能解决困难解决实际问题，而能够满足国家需求，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讲述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报记者毕玉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