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6年9月出生于杭州西湖旁的一条巷子，但是一年后，即1937年就被迫离开，到了余姚乡下，因为日本鬼子来了。抗日战
我不是生在红旗下，但是长在红旗下。我的成长可以说是和共和国同步的。我1950年高小毕业考入余姚县立中学初中部，1953年初中毕业考入上海中学高中部，1956年被保送入中国人民大学五年制的哲学专业。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我通过考试被公派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两年多。以上这些上学进修，我都得到了国家助学金、奖学金的资助。我在初中时，先加入了少先队，后又加入共青团，到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都得到了党的培养。所有这些使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意识：“我是党和国家培养成人的”。因此，我对党和国家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恩之情。
对我学术生命影响最大的是邓小平在1978年作出的关于恢复派遣留学生的指示和1979年作出的关于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前一个指示给我提供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引导我走向世界，使我得以成为我国恢复派遣后最先派出的几批留学人员之一，我是这个指示的直接受益者。后一个指示又引导我走上了社会学之路。正是这一转折，使我有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和全国社会学的带头人之一，提出了几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
在新中国60年中，我有53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了我。1983年5月，当我还在英国时，中国人民大学校系两级评我为副教授，这在全国是极少见的，使我十分感动。同样令我感动的是，在我回国后，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的重用――由当代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至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再到主管对外学术交流的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还支持我申报和建立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两个硕士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几十年来，我的命运和甘苦，是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60年，尽管有过曲折，但总的看来，是制度创新、价值重塑的60年，也是培养人才、人才辈出的60年。在共和国60周岁生日的时候，我为我们的共和国而感到无比骄傲，也为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感到无比自豪!（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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