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抢救中年知识分子》的提案说起
■本报记者倪迅
《抢救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传播很广的政协提案。戴树和就是当年的第一提案人。他回忆说――
那是1986年的事,全国政
大概过了不到半年,有一天,我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给小平同志的信收到了,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现在知识分子待遇很低,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的政策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正常渠道给知识分子增加工资,但因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还不是很好,这方面还不能抱太大希望;另一条腿就是有偿服务,自我改善,先在大学试行。”
后来我才知道,所有在这份提案上签名的委员,每人都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样内容的信,大家都非常高兴。我特意在政协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学子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发言,对中共中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决策,表达了由衷的拥护和敬佩。
这是又一件往事。
知识分子在告别“臭老九”的年代后,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人民政协也由此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家园,成为知识分子为科学文化大发展建言献策的大舞台。
863计划实施23年来,为我国高技术的起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它已经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高技术研究发展的一面旗帜。国家累计投入863计划330亿元。
说起人民政协与863计划的渊源,可谓深远。当初若不是王大珩、陈芳允等几位全国政协委员的极力倡导,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春天或许会再迟来个十年八载。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演说,引起世界很多国家制订相应计划,苏联制定了“高科技发展纲要”,法国提出了“尤里卡计划”,日本也提出“科学振兴基本国策”。中国该怎么应对“星球大战计划”,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王大珩在思考,高科技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中国应该把握住,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不能延误时机。尽早出台相应的决策。
电子学家、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的陈芳允也在为中国高科技发展苦苦思索,他找到王大珩一起探讨,并决定给中央领导写一份关于发展高技术的建议,供中央决策时参考。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修改和斟酌,王大珩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初稿。其中主要提出了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建议书写好后,他当即交给陈芳允提意见。陈芳允在建议书中补充了高科技与国民经济的内容,随后,建议书分别送给了时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和时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他俩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获知此事后两人一致表示赞同。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四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把这份建议书郑重托付给时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的张宏,当天就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室。
出乎科学家们意料的是,仅仅两天后,邓小平就对建议书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批示,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决策,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后,国务院很快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几百名专家,开始了周密的调查论证,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召开了7次会议,讨论制定《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又让王大珩没有想到的是,1986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并决定拨款100亿元。
如今94岁高龄的王大珩正住院治疗。当人民政协60岁生日之际,他在病床上发来了问候和祝福。
863计划的出台,牵动着广大科技战线政协委员的心:
――叶培大等五位委员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立即开展通信高新技术的研究并列入863计划的建议案》。一年之后,有关主管部门已经批准通信高技术在863计划中立项。
――由于核电站和各类核反应堆排出的放射性废料的处理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刘敦一等12位委员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联名建议增设“核废料处理技术研究”攻关项目。这个项目为我国核废料处理的高新技术产业打下基础。
――沈德忠等委员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联名提出为保持我国人工晶体研究在世界的领先地位,恢复“人工晶体”研究,为我国的激光、信息、核爆模拟、集成电路研究制造等事业的发展而研制、提供先进的晶体材料及相关器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
在短短两天里,邓小平同志就作出了这样的批示,可见他对我国的高技术发展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已经是胸有成竹。“更为重要的是,863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民族自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