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位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把分散在各个学校的首批博士们聚集起来,一起为我们授予学位证书,以前没有这样的大会,以后也都分别在各自学校举行,在别的国家也没有听说过类似的大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安静的寓所内,马中骐教授爽朗地笑着说。
时光回溯到1983年5月27日,夏日的北京阳光明媚,庄
参加典礼的师生们首先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受到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领导的隆重接见,合影。之后,正式的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如此具有纪念意义的隆重场合,穿什么衣服成为博士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大会曾讨论要不要统一服装,后来决定给每人发了200元置装费。当时研究生工资很低,还要养家糊口,经济都困难,置装费是很必要的。那时博士学位服没有地方买得到,没有样子,又不会做。200元够置办一套西装,但是只有一个人穿了西装,据说领带还是别人临时教他打的,他自己原来不会打。
“我当时想,我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博士,为什么要穿西服?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当时很流行的蓝色的确良军便装,我们平时也穿这种衣服。”马中骐说。
马中骐教授现在还保存着发给他的三张入场券,一张是进入人民大会堂,一张是中央领导接见用的,还有一张是在主席台就坐用的。
那时候已经当了18年教师的马中骐对于在人民大会堂讲话心情十分紧张。他写了稿子拿到国务院学位办找一位老师修改,改了大概五六次,开会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还在背稿子。
“现在完全不记得当时开会过程谁讲话讲什么。轮到我讲的时候,是拿稿子念,但是都看不清楚稿子上写的什么,很紧张,基本靠背的。讲开之后就好一些。”马中骐笑着说,“其实,成为第一个博士,是历史的偶然,总会有第一个,不是你就是别人,这并不说明我比别人强,我只不过是这批人中间的一个而已。因此当时并没有太在意这个第一个博士,只想抓紧时间搞科研。”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但是年龄限制在35岁,马中骐已经过线了。没想到当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胡宁先生等一些学部委员提出,1964年和1965入学的研究生水平很高,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正式的培养,所以应该让他们重新考研究生,继续培养,他们比当时其他学生可能水平更高。后来临考前发了通知,考研究生年龄限制改成40岁,而且1964年1965年的研究生不受年龄的限制。
马中骐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以绝对优势的成绩被录取,还是跟胡宁教授学习,胡宁是高能所兼职教授。
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学位制度,确定我国设学士、硕士、博士3级学位。教育部决定率先在中科院、中科大、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博士试点,希望有一批人先试点直接培养成为博士。马中骐成为中国科学院的试点博士之一,1981年开始准备博士论文。
马中骐的博士论文答辩于1982年2月6日举行。答辩委员会由“两弹元勋”彭桓武学部委员等人组成,是当时粒子物理领域最权威的阵容。答辩时间大概一个小时,之后答辩委员会讨论,当场宣布通过。1982年3月4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钱三强签署了马中骐的博士学位证书,马中骐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第一位博士。
“我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是10001。1999年新中国50周年国庆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还把我的证书借去在那儿陈列了半年。”马中骐说。
到1983年学位典礼的时候,全国2万多名研究生中共诞生出18位博士,他们中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尚志,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洪家兴,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王建磐等。
马中骐说:“不能说我们这批人就比其他人优秀,不过‘首批’二字而带来的特殊历史责任感一直在鞭策、鼓舞着我们。我们18个人都有共同感受,当了第一批博士,党和国家这么重视,这么隆重的礼遇,我们不能给国家丢脸,到时候历史上看起来,人家问第一批博士干了些什么?如果什么都没干出来,会很丢人。现在看来,这一批人都干的很好,很努力,确实每个人都不错,没有辜负祖国的希望。”
［人物］:马中骐,1940年生于上海,1956―1961年在兰州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教书。1964―196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当研究生,毕业后回兰州大学。1978-1981年在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二次当研究生,1981年留所工作至今。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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