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始于隋唐,迄于清末,在中国存在了近十三个世纪。这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美国汉学家卜德(Bodde)在《中国思想在西方》一书中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厦门大学
至晚从北宋开始就有了“科举学”这一提法。当时是指“科举之学”,即“应举或备考科举的学问”。刘海峰先生则是现代“科举学”的首倡者,始于1992年发表的《“科举学”刍议》一文。而后陆续发表了《“科举学”发凡》等数篇带有建构性质的论文,2005年又出版了“科举学”的扛鼎之作《科举学导论》。他把“科举学”界定为“以科举为研究对象的专学”。今天,“科举学”已被许多学者所认同、接纳和欢迎,日渐成为一门显学。
旧时,本无“文献学”之名,人们习惯上把从事整理、研究古文献的工作称之为“校雠学”,所以校雠学乃文献学之别名。“文献学”这一提法始于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它实际上包含了古籍整理、研究中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至于“科举文献”,骆兆平、沈登苗等先生曾有论述,刘海峰先生也于2003年在第32期《台大历史学报》上发表过《科举文献与“科举学”》一文,并在《科举学导论》中专辟《科举文献论》一章,认为“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历史的文献”,其涵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方法。
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随着“科举学”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国际化,亟须建立一门分支学科――“科举文献学”,或者说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
“科举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业师龚延明先生常对我们讲,已故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特别强调“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职官、科举等名物制度的认知水平”。文献学家顾廷龙先生毕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清代?卷加以搜集、整理和影印出版,他认为“?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科举文献,尤其是其中的试录、试卷、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是科举制度、科举史、科举人物等方面研究的基石。文献的匮乏,常常令我们束手无策。相反,新材料的发现、整理与阐释也可能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因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把“科举学”研究推向深入,就必须从现存科举文献,尤其是原始文献――试录、同年录、履历便览、?卷、题名碑等入手。
“科举文献学”的内涵是指研究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之学。它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也是“科举学”最基础的分支学科。“科举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科举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各类科举文献,即关于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各种方式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根据其自身特点,科举文献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原始科举文献,即核心科举文献。是对科举考试制度、过程、内容、结果及相关人物、事件的原始记录。一方面包括科举时代各种科举考试诏令、试卷、金榜、各种试录(主要包括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武举乡试录、武举录等5种)以及题名碑等官方科举考试档案。另一方面还包括各种同年录、履历便览、?卷(个人刊刻)、书牍等私家记述。第二:专题科举文献,除原始文献以外的其他科举专门文献。包括以下几类:(1)关于进士、举人等科举名录的汇辑、剪裁与整理。如明清时期的《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类姓登科考》、《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等;(2)八股文、时务策、试帖诗等选本;(3)关于备考科举的专门书籍;(4)专门记载或研究科举的著作。第三:相关科举文献,即非独立存在的有关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记载的文献。这一领域可谓浩如烟海,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实录、起居注;(2)隋唐以后历代正史;(3)政书;(4)类书;(5)方志;(6)小说、诗歌、戏曲、笔记、文集;(7)其他文献。
“科举文献学”的内容主要研究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具体包括它的刊刻、流通、庋藏、版本、目录、校勘、整理、研究、开发、利用、翻译及传播等。“科举文献学”的研究目的和任务:作为“科举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为“科举学”(它涉及到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研究提供最基础的史料支持,发挥好“基石”的作用。
“科举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要借鉴传统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诸如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等。另外,结合其自身特点,还有它独特的研究方法。例如,历代各类题名文献及登第人员数量众多,可以采用统计、图表等量化而直观的研究方法。原始科举文献,当时属于官方科举档案,今天大多已是国家文物,可以结合档案学、文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试录、?卷、选本或文集中的大量科举范文都是优秀的文学之作,可以借鉴经学、文学等学科研究的方法。科举文献中大量家族史料,还可以效仿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等。总之,缘于科举文献内涵的丰富性和外延的广博性,对它研究的方法也应当多样化,应当具体而灵活。
感谢古人,他们凭藉东方人所特有的智慧创造性地发明了科举制度,也为今天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科举文献,留下了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文献学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大量科举方面的研究成果。感谢今人,他们培养了大批科举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开创了“科举学”这一新兴学科体系,架起了打通学科分野的桥梁,影印出版了大量原始科举文献,创作了大量科举研究成果。感谢时代,当今是文化繁荣、学术自由、实事求是的时代。我们理应肩负起历史和时代的重任,与时俱进,把“科举学”研究引向深入。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