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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一个先声

2009-10-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宋惠昌 我有话说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史上,《通俗哲学》的出版及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就其实质性的作用而言,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个先声。

1979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刚刚开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由于林彪、“四人帮”捣乱十年,思想战线上,长时间充满了胡言乱语,以致广大群众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非

不清、真假难辨。因此,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就成了理论工作者的职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年的3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强调:“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接着,他代表党中央提出:“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尽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

在全社会的鼓舞下,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发奋努力,很快就使社会科学战线出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陆续问世。由韩树英教授主编、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师集体编写、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通俗哲学》,则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佳作。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情况是,当时,中宣部为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任务,布置了由四个单位为青年各编写一本急需的通俗哲学读本。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本已准备力量编写新教科书,接受这一任务后,重新调配力量,组成一个写作组,在韩树英教授的主持下,教研室的同志积极参与,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三新”要求,率先出版了这部通俗哲学读物,而它在同类著作中,成为一个佼佼者。

在《通俗哲学》的写作过程中,韩树英教授和作者们努力反映当代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从而使本书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的思想针对性;同时,借鉴《大众哲学》的经验,在通俗化的创新上下功夫,每一章都以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出事入理,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本书还尽力体现通俗读物知识性、趣味性统一的特点,在生动有趣的叙述中,使抽象的哲学思想便于为读者所理解;通过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故事、现代科技的各种知识的分析,以及对待诗词歌赋、成语典故、名言警句的引申,使读者在丰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知识的过程中,受到哲理的启迪。为了增加读物的吸引力,这本书还请著名漫画家方成同志画了50余幅漫画,从中选了20余幅漫画放在书中相应的地方,实现了哲学这种抽象思维与漫画这种形象思维的恰当配合,做到了图文并茂,妙趣横生。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说,《通俗哲学》问世后,立即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城市、在农村、在车间、在学校、在部队都有人争相传阅。当时一位评论者说:“它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它不仅使人感到亲切,而且能够使人从字里行间看到人类智慧的火花,激起人们的热情,唤起人们去思索。”

《通俗哲学》不但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就使《通俗哲学》成为继艾思奇《大众哲学》之后,又一部有深刻影响的哲学普及读物,为我国的政治理论研究和通俗理论读物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82年1月《通俗哲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向社会推出后,冯定、任继愈、沙英等多位哲学家分别在20多种报刊、广播、电视中发表肯定性评论。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央、北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都作了较详细的报道。1983年版《中国哲学年鉴》发表评论认为,《通俗哲学》“对初学哲学的青年是一本有启蒙意义的哲学课本,对于有一定哲学素养人,也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论著”。

《通俗哲学》一书的出版,还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在他的书评中曾经指出:“《大众哲学》唤起青年投身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运动之中;而体现时代精神的《通俗哲学》推动广大群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俗哲学》出版后,长时间中,在广大干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甚至还受到过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一贯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哲学的陈云同志,曾把该书赠送给几位先后新任中央领导的同志。

《通俗哲学》一书的巨大社会政治影响,还反映在它出版发行量和获奖情况上。这本书198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直到1996年还在重印,估计总印数现已达到300多万册。此外,民族出版社还出版了维、朝、蒙、藏四种少数民族文字的译本。《通俗哲学》1983年荣获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列1979-1983年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的榜首;此外,韩树英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和《通俗哲学》,作为仅有的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著作,1995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国家《常备书目》;1998年10月18日《深圳特区报》载《1978-1998年“深圳青年喜爱的书”推荐书目》的200本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和《通俗哲学》分别占据第一、第二的位置;2007年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收入《中国文库》(社会科学类)第三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中国文库》主要收选的是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预示着,《通俗哲学》作为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将产生长远的思想影响。

韩树英教授在《哲人忆往》一书中关于写作《通俗哲学》的时代背景时曾经回忆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回首前尘,宛如一场噩梦,青年一代的各种遭遇,心灵上受到的各种创伤,都促使他们要对这一段往事作深层的思考。改革开放了,外间社会的各种信息,都从打开的国门源源不断地蜂拥而来,五光十色,令人一时眼花缭乱。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生活方式,直到光怪陆离的各种思潮,促使这‘思考的一代’的青年,在比较中进行思考。这样,从家事国事天下事,到人生的追求、生活态度、价值取向等,青年们提出了种种问题,思想中存着各种困惑,等待回答、解决。”所以,帮助青年们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通俗哲学》的作者们认为“应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这充分说明,《通俗哲学》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中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取决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仍然是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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