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和我的父亲

今年10月16日,是一代著名新闻记者、人民日报老社长范长江诞辰100周年。

范长江是我父亲钱辛波的引路人。1949年7月,上海解放还不足两个月,范长江和夏衍介绍我父亲入党。随即,范长江派我父亲加入第二野战军所属西南服务团新闻大队,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在重庆解放后恢复《新华日报》。

去年10月,父

父亲和范长江的直接接触,可以推溯到抗战胜利之后的日子。1945年初秋,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来到南京,此后一年,是国共谈判时期。我的父亲钱辛波,当时名钱家瑞,从迁址成都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于1945年初秋来到南京《新民报》当记者,专跑国共谈判新闻,跟随他的同乡大姐、著名记者浦熙修,一开始在上海和南京与夏衍接触最多,渐渐熟悉了中共代表团成员。范长江于1946年5月来到南京担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很快和父亲建立了密切联系。

抗战胜利,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坐了几年日本侵略者的监狱后恢复了自由。他反对日本侵略的言行受到广泛赞扬,美国特使马歇尔推荐他担任驻华大使并顺利通过。有师生这层关系,父亲和司徒雷登交往很多,获悉不少重要新闻或线索。中共代表团成员很希望迅速得知美方的想法,当然欢迎父亲前去“聊天”。在“聊天”中,父亲直接接触了周恩来、夏衍和范长江,还有章汉夫等人。就在这段时间里,父亲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折,接受了中共的主张。

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父亲的好友中就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好友李中(李慎之)大学刚毕业就随着中共代表团来到了南京,准备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相对于他们,父亲走得晚了一步,然而一旦实现了思想的转变,他是坚定的。在中共代表团中,最经常出来接待父亲的,就是他敬仰的新闻大家范长江。对范长江的著作、文章,父亲很早就读过了,印象深刻。他和范长江都喜欢广交朋友,对新闻的见解、对时局的看法,有许多共识。当然,范长江比父亲大15岁,是老大哥,父亲很愿意听范长江讲话,向他请教和学习。

我估计,就在南京,父亲已经向范长江和夏衍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请求,否则就不能理解1949年春进入上海不足两个月,他们就介绍父亲入党。这件事在1946年没有办成,是因为内战突发,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领很快撤离南京回了延安,此后身在南京的父亲和范长江断了联系。

转眼到了1948年底,父亲由夏衍安排,从香港辗转来到华北解放区,随后进了北平。3月初的一天,他来到王府井,听说范长江担任了人民日报(北平版)社长,就上门拜访。

一进屋,范长江发出爽朗的笑声,拉着父亲的手说:“南京分手,没想到这么快就在北平见面吧!”父亲表示歉意说,没有打招呼就突然闯进来,不知他忙不忙?

范长江指着桌上的文稿说:“你看看这一大堆稿子就知道了。但客从远方来,我们先聊聊。”父亲刚坐下,他就问,香港最近有什么新闻?还问了香港一些报纸和记者的情况。父亲一一回答。

范长江接着又问:“你读了我们的报纸没有?有什么意见,和你同来的人有什么意见?我希望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父亲说:“第一个感觉是很新鲜,和国统区的报纸不大一样。”范长江一听连连追问:“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父亲把感觉到的印象说了,其中说道:“现在的报纸不抢新闻时效了。”范长江问:“何以见得?”

父亲说:“一个大会开了好几天才登报,以前可不是这样,恨不得会没开完就见报。”

范长江听了若有所思,笑着说:“新闻快,还是必要的,读者总是想早点知道刚发生的事。但不能只顾快,不顾其他。”

这天,他们谈了不少,范长江当即介绍父亲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他说:“做一个记者,自身的知识很重要,这就需要学习。做记者而心里无数,是写不出好新闻,做不成好记者的。目前的形势发展很快,报纸需要大量记者,当记者不学习不行,但学习的时间太长也不行。”

在范长江安排下,父亲几天后进入华大学习。

父亲的学习生活不长,就奉调归范长江领导,于5月初南下参加上海战役,准备接收上海的报纸和电台。他来到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总部驻地,住下没两天,范长江也到了,成为这支新闻队伍的总管。

5月底进入上海,范长江担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直接负责新闻处和《解放日报》的领导工作。父亲奉派协助赵超构恢复出版《新民晚报》。7月,范长江和夏衍介绍父亲入党了。

刚进上海没多久,父亲见到了浦熙修。这位著名记者正为上海的新生欢欣鼓舞,觉得要做太多的事情,竟一时不能决定先从哪里做起,就要父亲陪她去见范长江,听取意见。

6月初的一天,父亲陪同浦熙修在晚上10点后来到范长江的办公室,看到他在把两张办公桌拼到一起,铺上席子准备休息。这正是范长江在长期记者生涯中锻炼出来的,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常席地而眠。看到两位客人进屋,范长江忙着把席子收起来说:“想不到这么晚了,你们还来。”

浦熙修说:“我们是特地来得晚的,不想打扰你的工作,只好打扰你睡觉。”

范长江说:“天热睡不着,你们来得正好。我们进入上海已经好几天了,想听听上海人对我们的意见,也听听你们的意见。”

一场无拘无束的谈话就此开始。范长江问浦熙修今后的工作去向,浦熙修回答:“这正是今晚来向你请教的。在这个大时代大转变中,竟不知今后做什么好,是留在上海呢还是去北京,因此心里很烦。”

范长江听罢爽朗地笑着说:“这种烦恼我可没有,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所以我睡得又香又甜。自己想多了,就会睡不着觉的。”

归结起来,范长江的意思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要听上级安排。有一点范长江很明确,就是希望浦熙修继续当记者或编辑,不要离开新闻界。

不久之后,父亲也产生了类似的困惑。7月底或8月初,时任上海外事处处长的章汉夫要父亲到他那里从事外交工作。当时正是父亲英语最好的时候,可以用英语直接采访,章汉夫也是他在中共代表团中熟悉的长者,父亲马上就答应了。他想到这件事应该向上级领导范长江报告,就来到了他在解放日报的办公室，专程汇报此事。

才听父亲简要说了几句,快人快语的范长江劈头就说:“你是读新闻系的,怎么不想干新闻记者了?”顿时堵得父亲说不出话来,只好说,赵超构先生已同意我离开新民报,章汉夫同志也同意我去外事处。

范长江果断地说:“你离开新民报可以,但不能离开新闻界,新闻界正缺人呢。”他向父亲说明,中央有一个明确的精神,新闻工作需要大量干部,别的地方可以调人来,但是不能从新闻队伍里抽人。

紧接着,范长江对父亲说,我正找你有事,一边说一边将一份电报递给父亲。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二野总部从南京发来的,大意说二野即将向西南进军,要解放日报配备一批新闻干部,随大军解放重庆,在那里恢复出版《新华日报》。“你当过记者,又在重庆呆过,现在新民报又同意放你,我看你去重庆正合适。”范长江对父亲说。

父亲对去重庆毫无思想准备,而且大学刚毕业时找工作来到重庆,被那里的酷热折磨了一番,整夜睡不着。他对范长江呐呐地说:“1945年我离开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时候,曾经暗中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重庆了……”

范长江闻言哈哈大笑,说:“那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一时情绪来了,是没有经过考虑的,不能作数。”

说着,范长江的态度逐渐严肃起来:“只凭个人感情的好恶出发来考虑事情是不成的,要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出发来考虑。经过组织的研究,要你去重庆,你考虑一下吧。”

在那个年代,父亲正充满革命理想,听到这里,他马上对范长江说:“不用考虑了,我去重庆。”

就这样,去重庆的事三言两语敲定了。辞别范长江出来,父亲立即整理行装,第三天就走上了新的征程。那年,父亲26岁。

秋天,父亲随军进入重庆,担任恢复出版的《新华日报》国际版主编,后来调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任新闻部主任,1954年任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时奉调北京。

自从1949年7月底在解放日报听范长江一席话去了重庆,父亲的一生发生了重大变化,连他的名字也从此定为钱辛波。

从那以后,父亲虽然在各种场合见过范长江,却再也没有机会深谈了。

此后他们都在生命旅途中受过很大的挫折。父亲在“文革”中得知范长江不幸辞世的消息,不胜伤感。

“文革”结束后,父亲恢复了工作,看到老首长范长江的孩子们非常出色,他很欣喜。有一天他回到家中大声说,他那天看到了谁谁谁,就像看到了范长江的影子,心里非常高兴。

父亲勤奋工作了一生,现在,他和老领导、老师范长江该在九天之上会面了,他们又在讨论新闻工作了吗?(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1950-1951年，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在研究新闻报道业务。（卢文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