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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2009-10-20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

王中江在《学术月刊》二○○九年第七期撰文指出,如果说,世界不同文明的演进,程度不同地都是由经典的创造及其不断诠释来引导的,那么,中国文明是最能体现这一特性的文明之一;如果说,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经典的创造和诠释传统源远流长

,那么,儒家又是最具代表性的。以往认为儒家经典的统一定型及其诠释是从汉代开始的,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充其量只能说儒家经典诠释学的体制化、规模化开始于汉代。根据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文献,再结合传世文献,可以肯定地说,儒家信仰的经典在东周时代已经基本定型,其经典的传授、学习和诠释在当时的儒家内部业已普遍,并产生了表示经典诠释行为、活动的“传”、“解”、“说”、“记”等术语及其作品。这是新文献为早期儒家提供的新的历史记忆。

人文社科研究的两种模式

潘明德、奚爱民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九年第四期撰文认为,研究模式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使研究者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而且对于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人文社科研究的两种模式(文本模式与创新模式)各具特点,对于学术研究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文本模式主要起着基础性作用,而创新模式则是学术创新不可缺少的,它们之间的互动是实现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我国学术研究偏重文本模式,轻视甚至忽视了创新模式,这可以说是造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实现两种研究模式之间的互动,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转变思维习惯,二是正确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三是将研究对象由文本转向问题。

中华文明探源的比较神话学视角

探索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全球性难题。作为世界上文明起源历史最早的疆域之一,并且生生不已、从未中断,持续辉煌时间最长的中华文明的源头,更是学术界和大众一贯的兴趣所在。基于此,叶舒宪在《江西社会科学》二○○九年第六期撰文,从比较神话学视角探讨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他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缺失了神话学视角,因而阻碍了考古学素材和人文学科阐释之间的沟通。比较神话学是重新进入中国传统的本原和有效门径,它具有贯通文、史、哲、宗教、道德、法律诸学科的多边际整合性视野。从整合性视野看,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要把握当代比较神话学整合性视野的优势,一个认识上的前提是:必须把神话概念从现代学术分科制度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转变在于:将归类为民间文学一种载体的神话,还原为文化编码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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