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浙江省不仅是经济大省，也是文化大省。最近，102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的出版，是浙江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浙江省社科院在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和支持下，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历时八年完成的。从其效果看来，这是一项非常有远见的文化工程。
以鄙之见，改革开放以来，以浙
浙江自古就是名人荟萃的地方。自东汉王充以降，可谓是代有才俊。宋代以来，更是历代首都之外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固然与浙江的经济发达有关，人们在衣食不愁之余，可以读书，可以思考，可以写作，于是人才辈出。然而情况也并非全是如此，有时因地少人多，耕地不足以糊口，唯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不少贫家子弟苦读成才。上世纪有人做过统计，全国出教授最多的县分是东阳，出院士最多是浙大。为什么这种正反两方面的条件都能促人成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我随便翻阅其中几册，就颇有感受。
《平屋主人――夏?尊传》。夏?尊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翻译的《爱的教育》使几代青少年受惠，他主持的白马湖春晖中学，成了近代中学教育的典范。读了该传介绍夏先生一生从事教育的事迹后，我联想起蔡元培先生，联想起经亨颐先生，联想起竺可桢先生……为什么近代浙江会出这么多的教育家，一方面，固然浙江人一贯重视文化，从天一阁、百百宋楼到嘉业堂，浙江是历史上图书收藏的重镇，据吴晗研究，明代私家藏书，以地区而论，浙江为首，福建次之。还有一方面，除开传统封建教育不谈，浙江是最早设有近代新式学堂的省区之一。许多近、当代的科学家就是在浙江受的初、中等教育，为后来进入高等学校和出洋留学打下扎实基础。现在大家都明白，一个人的成才，包括知识和人品，中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阶段。自清末新式学堂以来，浙江中学教育一直在全国的前列，这是浙江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克隆先驱――童第周传》，也引起我很大兴趣，原因是童先生是我在山东入学求学时(1952―1956)的副校长，我还听过他在全校大会上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已全忘记，但是他带着浓重乡音的宁波官话，至今仍留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的祖籍是浙江鄞县，家里父母都讲宁波话，所以听来甚感亲切。他的学术成就，我们虽然不懂，但当时他在学校里的名气很响，文科学生都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细胞胚胎学家，特别是“童鱼”已天下闻名。由童先生，我联想起前不久以100岁高龄逝世的复旦大学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谈先生也是鄞县人，启蒙于私塾，中学也就读于效实中学，少年时与童先生受同样的教育。他对摩根学派在中国的继承和发扬的贡献很大，当亦有传记。在童、谈两位先生之前，还有浙江临海的朱洗先生，也是我国著名实验生物学家，以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没有父亲”的青蛙而闻名于世。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需要有长期踏实、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坐冷板凳的精神。浙江能出这几位顶尖的生物学家，这与他们从小受浙人的踏实作风的影响有关。
《史学大师――章学诚传》，因与本人专业相近，故对其历史略知一二。章学诚年少时科举屡试不第，40岁才中举，41岁中进士。然仕途不顺,长期在游幕、教馆中度过，不过由此亦有时间潜心学问，表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他率性耿直，治学好辩，对当时一些学术权威，如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汪中、袁枚等名流，都有批评文字。故难以取悦于时。晚年潦倒，在贫病交加去世。他为我们留下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是一部封建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著作。他在刘知几《史通》提出的史家需要有“才、学、识”外，还加上了“史德”说，梁任公说他“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求真求实，不趋炎附势，不迎顺阿世，则是治史者的灵魂。他在编修方志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志学理论，实为我国方志学之祖。他在方志学理论上的贡献，至今仍为我们所遵循。章学诚是清代著名文史学家，“浙东史学”的殿军和集大成者。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品质。
翻阅这几本，只能说仅窥得全套丛书之一斑。不过我对浙江省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是知道一些的，虽一下子数不上102位，但顺口要讲出几十位是不成问题的。这说明浙江名人为数之多。浙江文化之所以发达，除了经济条件外，与当地人士一贯重视文化、重视教育有关，而浙江又地处东海之滨，是明清以来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文化的地方。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发展得较早，近代又有龚自珍、周树人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是传统优秀文化与先进西方科学文化相结合造就了大批人才。这有许多传主的生平可以为证。这套丛书的出版，让我们体会到浙江文化的盛貌，让我们为祖辈们的贡献而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