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忽然接到宋广波先生寄给我的一份快递邮件,内有信函说明他曾赴台访学停留两月之久,获得了胡适之先生在拙著《红楼梦新证》上面批注的手迹,十分珍惜可贵。返京后,特意惠示于我,这真是我近年来罕有的一件望外之喜事。我对宋先生这样的高情盛谊,不知以何言词方能略表我的深深感谢之情。
我读了这些批注
《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秋出版以后,海内的反响,由友好人士的传达,我得以略知一二,至于海外情况如何,我是无从得知。就连有人写信给胡先生想挑拨先生的情绪,胡先生不但不介意反而说出了一篇赞我的奖饰之词,这也是2005年以后才辗转听到的,我哪里能够想像胡先生那么早就作出那些批语。而到如今,若无宋先生,我仍是孤陋寡闻,人家也难以相信吧!这么说来,我之感谢宋先生岂是通常一般的心意可比。
胡先生降世于1891年,长于我者27岁之多。新文化运动时他是重要人物之一,而我则是次年才投胎入世的,到胡先生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时,我年方三岁。我是出身于村镇家庭的孩童,家无藏书,少年失学,遭逢乱世……不拘从哪一方面来说,并没有和胡先生对话论学的资格,后来在通信往还中也曾因为“白话文”的问题,我用不够客气的语言唐突冒犯了他,他也并不介意,依然不曾以为我是一个不可教的儒子;直到他看了我那本《红楼梦新证》,里面又有几处不够恭敬的词句(我的手稿中不是这样的),再到批俞批胡运动时,他又读到了我的署名“批胡”的文字(尽管此文也曾经过别人的“加工”),他都能高瞻远瞩,不肯脱离学术讨论和历史因素而计较介蒂于怀。从这些方面来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仁人君子,治学大师。如今宋先生给我的这些材料一方面引起我感念的心情,一方面又重新获得了新的教益和启示,例如,他对每一个细节微点都不肯放过,其认真严谨的态度,使人凛然发生自律而敬服之心;又如,他肯于改正自己过去的见解,明白指出:“我错了。巡盐御史不是盐运使。适之”(381页)。还有一例:胡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第438页上,对我引裕瑞《枣窗闲笔》中批评高鹗续书的一些论点加以圈点,共有七处之多,还有几句总括的话说:“裕瑞原文似尚有一节指出‘我们’‘?们’的区别,高鹗本多误。若我记忆不误,此真是了不得的见地。适之”。至此,不论胡先生此处所指有何曲折层次,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明确的,就是他已承认裕瑞对高鹗续书的指责,认为其见解是了不起的。若我对胡先生的这段批语理解不误的话,那么此时他对一百二十回假全本的看法已和1948年我和他对程乙本的评价有所争执之时,有所改变了。这个问题若细论起来,就不止是一本小说和原书、续书的这样简单的问题,实际上那是牵涉到中华传统文化、文学理论等根本问题的事情了。这篇短序并非讨论这种重大问题的场合,只能点到为止,若有机缘再当详论。然而,仍有一点还想说明,就是胡先生对原书、续书的巨大区别已然明确承认,我和他早年的争执似乎双方还没有相互理解,今日看来,或许那时我对适之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理解的太浮浅了吧。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九十年中我有幸结识的大学者不止一人,而像胡先生这样的仁人君子、宽厚和平的人格,还是并不多见的。至于他的学术成就,文化地位,更非一般可比,其影响所在,更非常人所能估量。前面已经说过,我和他本无学术对话的任何资格,仅仅在一部《红楼梦》上有了那些粗浅的讨论,其实我和胡先生的关系本来分为师友交谊和学术论点的两重关系,不容相混。
再次感谢宋先生的惠示,没有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我那拙著(有专家评为“不过是‘大二’学生水平写作”)竟然得到胡先生的细读细批,更让我充分体会到胡先生对我这个后学小生始终是那样关注和期望,实感荣幸之至。遗憾的是,《新证》之后,我又有一些考芹研红的拙著已然来不及再请胡先生为我细读细批了,言念及此,曷胜感旧之情。
顺便提及:据宋先生相告,他获见的胡适手批红学资料书共有19种之多,皆是研究胡适红学的重要资料。寄示于我者为《红楼梦新证》《四松堂集》《懋斋诗钞》《春柳堂诗稿》四种。胡先生在《四松堂集》卷尾“负生”题记处写明以为是我的别署,此种细处也足见胡先生还能随时念及于我的感情(“负生”实为吴恩裕之别署)。
诗曰:花甲无端戊又周,名园驻影证重游。韶年而立惭三立,情梦红楼忆四楼。曾见大师容末学,不期小著动高流。中华文典千寻厦,屋角鸡虫计未休。
注:三立,仍用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义。四楼,未名湖畔第四座古典画楼,适之先生曾用浓?大书“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之事。(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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