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葵潜心于长篇小说研究近三十年，无论潮起潮落，都不为所动，他沉淀给自己的是学者的宁静。果然，在一两年不见他的身影之后，他奉献出新成果――为二月河近140万言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评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读着那五百多条评注，我们不能不对他所付出的努力而惊叹！评注，需要旁征博引，扎实的材
中国人，特别是文人有读史的传统，因为它可以使人明志。歌德说：“忘掉今天的人将会被明天忘掉。”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忘掉昨天的人，一定没有今天。”因为今天一定融合着过往岁月的历史重量。历史是一面鉴镜，它可以从正反、曩今、宏微等不同层面和角度总结出得自昨天有利今天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不能让历史只刻在古人的记忆里，而是要今人也能看得见历史，并从中有所反思有所感悟有所提升，汲取蕴含其中的启示和教益。好的评注应该体现出博古通今、震古烁今的历史的穿透力和文明的渗透力。如果是评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还要体现出艺术的感染力。
显然这些思考的层面和角度，已经成为蔡葵的自觉意识，否则，他不会挑战自我，为一部历史小说写评注。自然，历来对雍正皇帝的评价褒贬不一，因而对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的评价抑扬也很歧异。争议总是引来更多读者。这就真的应了一句谚语：“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就能结出许多粒。”评注者凭着自己的爱心和诚心，想让更多的人看得见那段历史，并从这面历史鉴镜中看得见它传递给我们的昭示。
就《雍正皇帝》评注的内涵而言，大体分为三大类，即具有学术性、评论性和辅导性。
其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对前人留下的历史材料进行考证和勘核，并对考察结果进行评价。比如，评注者为小说描写的“九王夺嫡”一节写了一大段文字。先写历史上“家天下”政体经常出现的立长立嫡立贤的矛盾，再写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这次储位之争，评注者评论道：“没有从正统观念以皇帝的意志为准则，纠缠在是否改诏等问题上，而是从兴利除弊、承上启下、政治一新的政绩来考量，并从当时客观的政治态势分析雍正外有年羹尧控制三秦，内有允祥、隆科多保驾，而十四阿哥又远在三千里外等等。这就写出了雍正继位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也就为雍正继位正了名，这也是作者正确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再比如，评注者翻阅了《清史稿》、《清实录》、《起居注》、《乐善堂文钞》等史料，勘核了小说中诸如“弘时之死”等相关情节乃虚构而非实据。类似这样的勘核考察对史学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历史的价值在于真实，而历史文艺作品尽管也首先要求真，但它又是艺术的，为了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在不损害历史真实性，也不损害生活逻辑与性格逻辑的大前提下，可以凭作者的想象力虚构一些人和事。若此，也同样是具有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其评论性则更是蔡葵之长，他毕竟是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比如，针对儿子们的勾心斗角，内讧折腾，小说写了康熙教子。康熙提问：入关时，汉家三百万兵力为什么打不过我朝兵力17万？答案中以胤?说得最近。“汉人丢天下，丢在他们自己手上。”康熙就此对儿子们说了一堆心里话。评注者认为“很有震撼力”，并写道：“‘汉人的自己打败自己’和他为收拾汉人的心，所做的一切，他‘气、悲、苦、恨’声泪俱下。”“史料记载，在废太子半月后，父子确有过一次谈话，内容只是不许‘竞争不息’和‘停尸争位’。关于皇族先年事物和他的政绩，则是‘遗诏’的内容。小说将史料变通提升，超越了单纯的父子关系，突出了他维护满族统治的良苦用心，和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类似这样有思想的艺术的解读，不胜枚举。读了它们能使我们对这部宏大的历史小说中的历史细节组成以及小说的谋篇布局、情节设置、人物性格发展变化、语言风格特色等艺术的整体性都能得到赏析性的满足。
《雍正皇帝》有了评注本，更凸显了它的宏大气象，它从历史与现实、思想与艺术的大视野，彰显了神思与形象、意境与哲学有着互融共通的美学标准。这是难能可贵的。
生命是块田，勤奋耕耘，必有收获。蔡葵的这一奉献，见证了他仍是“不老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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