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之林一再强调说,“重新打量‘十七年’小说,源于对一种元叙述的不信任”,这种元叙述即把文学价值与政治或意识形态相挂钩的认知模式。董之林试图超越这种狭隘的理解,建立一种关于“十七年”文学与历史的新叙述。在董之林看来,文学的确受到历史的限定,受到文化体制、意识形态等规范的制约,这种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也历
这就是董之林所说的“历史相关性”的真实意义。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在我看来,董之林其实更加强调的不是历史的这种构造作用,而是文学与历史规约的不一致,它对意识形态规范的偏离。这种偏离当然不是指二元论观念下的,“潜在写作”式的或“民间”式的偏离,而是指文学的某种本质特性与普遍化的历史功能。文学在本质上具有某种不安份的天性,这决定了它与意识形态规约不可能一致。文学既受着历史物质条件及观念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在创造性地改写着这种前提条件,它永远大于它的历史。由于这个原因,在我看来,董之林把《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作为前言,是大有深意的。这篇前言的第一段相当重要,“‘把历史还给历史’,这在当代文学学科早已耳熟能详。它是一种想象,也是一份期待。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个学科存在合法性依据,牵涉到有关它的历史叙述能否形成;更在于即便承认这一前提,问题依旧连连不断。”它击碎了当代文学研究还原历史的美梦,也表明了董之林自己与众多历史还原论者的实质性差别,同时也暗示了她所一再论说的“历史相关性”的真实意思。在董之林的理解中,文学从来不与所谓历史、现实或意识形态发生直接的关系,从而我们也不能依据二者的关系做出简单的有关文学价值的评判。在文学与历史之间隔着一个最为重要的中介,那就是人心,情感结构或审美感受性。即使我们否定了某段历史,也无法否认处在这一历史情境中的心灵体验,审美感受的合法性,这是我们无法直接依据历史做出粗暴的文学判断的原因。所以,董之林说,即使合作化运动有失误,我们也无法否定《三里湾》所内含的情感结构与伦理化的美学表达,也无法真正给“铁算盘”、“惹不起”进行文学翻案与美学平反。这是极其深刻的。
文学永远内在于它所置身其中的历史又外在于它,因而用一种单一的因素去解释文学注定是徒劳的,不管这种因素是政治还是审美。文学是多元决定的,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方法。董之林在这部有关“十七年”文学的书中所试图寻找和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解释方法,我姑且称之为多元决定的解释方法或文学史方法论。这是董之林独特的理论贡献。
只有领悟了这种新的文学史视野,我们才能更为准确地看到全书平实的叙述背后的理论精彩,它贯穿在全书中,尤其是在最后一部分的个案研究中体现得最为分明。我一直认为,细致绵密而富有启示性的作品分析是董之林的长处,也是最能显示她作为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个人风格和功力的地方,在这种分析中,理论思考融化在平实的语言中,转化为从容而富于感受性的叙述与分析,理论思考似乎看不见了,它呈现为纯粹的感性形态。这是理性的感性显现。
在分析赵树理时,董之林通过对赵树理接受史和评价史的全新叙述,有力地质疑了单纯依据政治尺度否定或肯定赵树理的偏颇。她细致发掘了赵树理小说在内容及叙事方式上的现代性特质,分析了这种新型的文学形态和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脉络的历史关系,它与中国美学传统之间的复杂勾连,从而对其独特的意义做出历史评价,这种视野大大超越了1980年代以来的通行的文学史叙述。而对于通常被认为是延安作家的周立波,董之林则以“唯美”这样的字眼来加以描述,的确是出人意表,但这种分析却富于理论洞见地把握住了周立波的美学追求。在她提供的丰富材料和富于说服力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西方的现代美学资源,如何与革命文学的追求相融合并取得了内在的协调,在《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山那边人家》等作品中周立波又如何坚持美学的自律性和唯美的文学创造。即使《暴风骤雨》中土得掉渣的农民语言,其实也体现了周立波颇为现代的自觉唯美追求。“周立波醉心于农民语言的生动丰富性,他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可以用唯美主义者眼中的道德主义者的虔诚加以形容。”这种判断是新鲜而深刻的,当然,在那些把“延安作家”周立波看作政治意识形态传声筒的启蒙主义者看来,这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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