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通史》是一份珍贵的“献礼”。这是第一部内容充实、体系完整的宁波古代史。
综观全书,其特色十分明显。
上古时期,尤其先秦至西汉,史学家多出自于中原,他们对远离中原的今宁波地区,知之甚少,他们的著作对该地区着墨甚微,几乎是空白。到了东汉,有越地作者袁康、赵晔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
为了搜集材料,本书作者广搜博采,上至经、史、子、集、丛书、类书,下至小说、笔记、内典、碑帖、方志、谱牒及考古资料,凡是可利用的东西无不收集,几乎囊括殆尽。
有了材料,如何使之成为一部信史?这又是一个难题。作者采取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史料一一进行考辨,去伪存真,条分缕析,对古代宁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描述。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实是求是的作风。众所周知,近来由于“物欲”的驱使,一些地方史志及相关文章,为了“发掘”本地旅游资源,招揽游客,拔高本地文化名人者有之,争抢历史人物者有之,将传说当成信史者有之。本书作者忠实于历史事实,处处小心翼翼,不说无根据的话,不下无充足理由之结论,将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一一注明出处。对于有争议或怀疑的问题进行认真考证,通过注释加以说明。为了查明史事的可靠程度,作者对历史遗址作了实地考察,到田螺山、上林湖等考古遗址进行察访,还到余姚博物馆、慈溪博物馆参观,带回许多珍贵的图片资料。
另外,作者将史实与传说作了严格区分。如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徐福东渡起航地达蓬山一事,先用标题界定这是一个“传说”,同时客观地介绍了还有“河北秦皇岛说”、“江苏连云港说”、“广东沿海说”和“浙江宁波定海说”，供读者参考。
此外，本书附有精美的插图，图文并茂。语言洗炼，行文流畅，可读性强。
宁波史前至唐五代史，尚有大量疑难问题须待解决。观其发展，有如钱塘江大潮，呈大波浪形向前推进。河姆渡文化是第一个高峰，而后突入低谷。经二三千年，出现古越文明，这是第二个高峰，而后又突入低谷。从战国至汉初，司马迁笔下之越地，“地广人稀”（《史记货殖列传》），十分落后。西汉中叶以后，渐渐复苏，但与同属会稽郡的绍兴相比，开发相对迟缓。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明州建州以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后来居上，达到另一高峰。这与中原基本平稳向前发展的历史有极大差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自然原因，还是社会原因？抑或两种原因共同使然？由此衍生的问题还有：古越人与河姆渡人有何关系？前者是否是后者后裔？越王句践是不是禹之苗裔？越人是不是夏人的后裔？诸如此类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为慎重起见，均未展开论述。
宁波濒临大海，从河姆渡人、古越人始，即已涉及大海，其海洋文化特点十分明显。本书已注意到了这种情况。第三编第一章第三节“唐代明州海外交往的空间拓展”中，对明州至朝鲜、日本航路的开拓与南洋航路的连接及明州与日本、新罗、波斯等国的交往，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在该编第四章第一节“吴越时期明州的商业”一题中，阐述了吴越国与日本及南海诸国的贸易往来及与海外的文化交流情况，说明越窑青瓷除了运销到朝、日及东南亚周边诸国，还远渡重洋销往印度洋诸国、埃及和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指出明州港自中唐晚期开始就已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主要始发港之一。但由于有关宁波海洋文化的资料奇缺，加之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充实这方面的内容，只能寄希望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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