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与“调结构”

林毅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

4万亿投资计划效果“有目共睹”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您如何看待“一揽子计划”实施一年来的效果？

林毅夫：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很好，对问题认识的早，采取的措施力度大，比较到位。4万亿的投资计划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重要作用，效果有目共睹。积极的财政政策总的方向非常好，80%左右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其中又有一半与节能、环保有关。这方面的投资不仅适应了短期内启动内需、应对危机的需要，创造了就业机会，从长远看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总结。

记者：正是由于政府及时出台应对措施，才使我国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

林毅夫：是的。中国多年来的发展积累了应对危机的条件，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政府财政状况好，二是外汇储备丰富。但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定有这样好的条件，即便有好的投资项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情况下，有能力的国家，可以给别的国家以帮助。毕竟，要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

调结构不能忽视企业规模结构和金融结构

记者：您刚才提到投资方向要实现短期需要和长远发展，恐怕正好说明“调结构”的重要性。

林毅夫：按照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积极的财政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挖洞再填洞。从中国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看，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凯恩斯主义，但也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使用凯恩斯主义时，应投资于能够提高增长潜力的项目。国外有潜力的项目也有，比如绿色经济、应对全球变暖项目等，但相对发展中国家已经比较少了。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加强对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项目的投入，可以实现短期效益和长期利益的结合，这是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工具。

记者：一边要应对还在眼前的经济危机，一边要着眼长远调整经济结构，两者如何有机结合？

林毅夫：“调结构”不仅要调整产业结构，还有企业规模结构，一个经济体内，总是大、中、小企业并存。中小企业是我国就业的主力军，而且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这是现阶段我国发展优势的载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足，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明显不足。中小企业结构之所以要高度关注，一是因为这是缩小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低收入者主要靠劳动力来获取收入，要缩小收入差距，就应该保证依靠劳动力来挣钱的人，能够比高收入者挣钱挣得快。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保证了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也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记者：其实中央非常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包括从增加中小企业贷款等。

林毅夫：这些年来，我国大企业发展快，而中小企业发展相对滞后。由于我国走的是渐进式改革道路，没有把计划经济的东西一次性去掉。过去为了扶持大企业而制定的很多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金融体制还是以大银行为主。能从大银行贷到款的企业，肯定是大企业。所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很重要。这就需要调整金融结构，大力发展地区银行和中小银行，大企业可以从大银行贷款，中小型企业可以从中小银行贷款。这样的阶段在发达国家也经历过。

所以，现在要在调整金融结构上补课，要迈出这一步。目前，四大国有银行已经设立了中小企业贷款部。另外，还需要加快发展地区性银行。企业发展了，就会带动经济发展，从而使收入分配结构更加合理，最终也会使结构调整落到实处。

未来经济仍有快速增长潜力

记者：对4万亿投资计划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各种观点很多，您怎么看？

林毅夫：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是产能过剩，目前的问题仍是防止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我个人认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取决于投资方向。如果投资是投向能够提高生产率和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政府税收就会增加，政府就有钱支付积极财政政策的支出。1998年，我国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1999年和2000年也是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于投资方向正确，使中国在2003年―2007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主要看投资的方向和投资项目的质量。

记者：那您认为，经历这场危机后，中国经济还会回到之前高速增长的道路上吗？

林毅夫：还有这个潜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空间很大，投资机会多，加上人才贮备丰富等条件，如果利用充分，不断解决已存在的问题和发展中还会产生的问题，中国还是有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的。但是，能否实现高速增长，也要看外部条件，比如外部需求减少怎么办？尽管外部条件并不完全决定于我们，但中国仍有这个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