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赋予这个东北小屯丰富的象征意义
岁月，就像一部电影。这是一部遥远而熟悉的黑白电影，它曾经在我的童年反复放映。对于我，以及经历或错过那个时代的一代又一代人，它从来不属于艺术，而是真实的历史。
在黑暗中，一支队伍踏着暴风雨中的泥泞，向着一个北方
在这充满镜头感的语言背后，真实的历史发生在1946年到 1948 年间。
随着中共中央东北局从各军政机关抽调一万多名干部，奔赴东北平原和山地的各个村屯，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在夜与昼的结合处慢慢浮现出来的那个村庄，就是我此刻正在走近的元宝村。从那个黎明开始，这个在现实中存续了数百年的东北小屯，将被与我同乡的前辈作家周立波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随后改编的同名电影中的“元茂屯”。历史和文学共同选择了这样一个东北的村庄，现实中的元宝村，虚幻中的元茂屯，来共同见证一场划时代的伟大社会变革――土改。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立波为我们书写了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神话，东北解放区大规模的土改，以及全国解放后的大土改，就是在这里拉开了序幕。
这个季节，芒种刚过。东北的天气，一阵风雨，一阵阳光。早上我从市里出发时还下着雨，到了这里，阳光已把进村的那座中国式城门照得一片金黄。城门背后，看上去就像一个隐藏在丛林中的城堡。从城堡通向镇里的路上，农用车、大卡车、摩托车、小轿车驶进驶出，还有北方的马车。这构成一个奇特的画面，一个既保存了原始农耕文明的图腾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乡村，逼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反差强烈，但又感觉到很和谐。
水泥路很宽敞，两边是电杆和漂亮的路灯，绿柳成荫，不像村路，倒像城市街道。城堡门口有一条元宝河，很小，像江南的溪流，岸边是浓密的大柳树，柳丝儿低垂。清幽的河水，白云忽隐忽现，时时在变幻。天蓝得让世间的一切都变成了多余的东西。路上人很少，除了进进出出的村里人，像我这样的外来人，没看见几个。
进入城堡，又是一座中国式牌楼，远远地，就看见牌楼上赫然写着：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
我坦承，我对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一种强烈的向往。
自然，还是因为周立波和他的小说《暴风骤雨》。了解周立波，还是在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上。巧的是，给我们讲述这门课程的，恰好是周立波的儿媳妇徐玉豪教授。她先生是周立波的长子周健明，时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我有幸多次去恩师家中请教，聆听他们讲起周立波在东北参加土改的往事。通过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一个身影离我越来越近――那时的周立波正当壮年，意气风发。他在1946年从关内调往东北，担任当时松江省委宣传处处长，随即被抽调到土改第一线，担任元宝土改工作队副队长，也是东北解放区在农村第一线开展土地改革的成千上万的实施者之一。
现在，在周立波远离这个村庄六十多年之后，我寻访到了这里。我奇怪地觉得，自己不是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而是一次重返。
不再有六十多年前的暴风骤雨，风雨过后，只有二十一世纪的阳光
现实中的元宝村，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的尚志市境内。尚志市原本叫珠河县。1946年珠河县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决定将珠河县改为尚志县，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名字命名。这里，也是巾帼英烈赵一曼的故乡。然而，这血染的土地在当年却是极度的贫瘠。广袤的东北大地上，这里却是“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山地。
元宝村的得名，是因为屯北的一个酷似元宝状的小山。
听说，当年一群闯关东的穷汉子闯荡到这里，一个人忽然用手指了指远处：元宝！你们看，那多像一座金元宝啊！
天生一个“金元宝”，让他们再也挪不开步了，觉得这是块可以让他们从此发家致富的土地，于是住了下来，开荒种地，生儿育女。但历经数百年的开垦，这里依然是一个荒凉而寒苦的山区小屯，村里三四百户人家，就守着这个吃不得喝不得的“金元宝”，苦苦地挨着饿，忍受着漫长严冬的刺骨寒风。一天天地苦挨着，居然也就这样一代一代地过了两百多年。
我试图在元宝村寻找过去。然而，在不断流逝的岁月中，真正的遗迹已难以寻觅，找不到一条当年的老路，也找不到一家北方农人的院落。从村路到农舍，已经没有了一点村庄的模样，这里就像一个时髦的别墅小区，水泥，瓷砖，鲜亮的现代涂料，铝合金的大玻璃窗，花木扶疏的庭院，连窗户上贴着的窗花，闻着都是新的。
我心里清楚，这里不再有六十多年前的暴风骤雨。风雨过后，只有雨声的回响，只有二十一世纪的阳光。
很想找个老人问问当初的情形。
村道上，我瞄见一个神色恍惚的老人，拄着一根像东北长烟杆似的拐杖，从元宝山那个方向一步一拐地走过来。
大爷，贵姓？我走过去搭讪，给他递烟。我渴望交谈。
老汉睁开眼看看我，应道，免贵姓赵。又问老汉高寿？他说，快死了，奔八十了。他没接我的纸烟，开始抽他的烟锅，吧嗒吧嗒。这些当年闯关东的先民的后代，似乎比久居一地的人更容易对一个陌生人敞开胸怀。我们的话题，在老汉的咳嗽声中，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
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在老北风连续刮了数日之后，一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队伍涉过刺骨冰凉的山溪水，顺着一条风尘仆仆的土路开进了元宝村。打头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后面跟着个小卫兵，挎着盒子，还是个孩子哩，跑得屁颠屁颠的，盒子就在屁股后头晃荡。后来，元宝村人才知道，这个打头的小伙子，是元宝村土改工作队的第一任队长萧洪达，多年后还当了中央领导。
不过，在六十多年前他带着队伍第一次进驻元宝村时却并不受欢迎。村里人第一眼看见他们还挺惊骇，啊，粮子来了！
说到那会儿的“粮子”，老汉嘴里烟雾腾腾。可不是，那岁月闹粮子，数关东闹得厉害，前有张大帅、张少帅的东北军，后有小鼻子的皇军、“满洲国”的皇协军，还有从蒙古过来的伪蒙军，再往后，就是国军和共军。还有东一帮西一搭拉的胡子，土匪。这些人，只要是个拖枪带刀的人，老百姓都管他们叫粮子。粮子来了，抢东西，抓夫子，老百姓见他们来了就赶紧躲。躲粮子，那是常事，由当家的挑着一担篾皮箩，一头放着一床破被盖，另一头放着家里最后的一点粮食，要紧的就是先把粮食藏起来。飞奔的汉子后头，紧跟着迈动着一双双小脚的老娘们，还有一串串拖鼻涕的娃儿，急匆匆地往元宝山上的山林里躲。那时村里的小娃儿们哭的时候，大人就喊，粮子来了！灵，一下，就不敢哭了。
赵大爷那时还小，还不到十岁，要说历史的大势，他还看不太清楚，元宝村的老百姓也看不清楚。但随着国军和共军在东北的拉锯战，老百姓又渐渐地看出了些门道。共产党穿的跟老百姓差不多，是走路来的，国民党穿的美式军装，是骑着高头大马来的，一看就挺有钱。但你以为穷人喜欢穷人，那就错了，穷人其实不喜欢穷人，你跟着穷人注定只能受穷，要是碰上个有钱人，兴许人家还多少能给你打发一点。但慢慢地再看，还是共产党好，萧队长带着一帮“粮子”来，不是来征粮，而是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搞土改来了。这对于像元宝村这样的无数饥饿的东北农村，还有无数在苦难的命运中挣扎着的农人，无疑是自打盘古开天地以来又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
在元宝村的老百姓点燃一枝枝松明子时，遥远华北平原那个叫西柏坡的村庄里，一盏盏灯火通宵达旦的亮着，似乎从未熄灭过。那趴在油灯下的一个个背影，既要把目光集中在没有解放的战场，也要把目光紧盯在每一块解放区的土地上，无时不在为东北的土改操心，无时不在思索着未来中国的命运……
土改工作队刚进村时，老百姓那个穷啊！
读过《暴风骤雨》的人都知道，周立波在里面描写了一个穷得没有裤子穿的穷汉赵光腚。赵大爷说：“这可全是真的。在元宝村，赵光腚李光腚张光腚，多的是。那会儿咱东北农村贫苦农民，几兄弟共一条破裤子，甚至共一个老婆，穷啊，一个汉子是养活不了一个老娘们的，得几条汉子凑合着，才能撑起一个家啊。”
老汉感叹，我也唏嘘。一代代农人守望着自己耕耘一生却从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从生到死，一代代地度过悲怆而无奈的人生，但从来没人仔细想过他们怎么就穷成了这样子。是土改干部给他们讲道理……
我问到了我特别关心的周立波，老汉回忆，周立波并不是第一拨跟着萧队长进村的，过了好几个月，村人才突然发现土改工作队里多了这么个脸孔白净的汉子，瘦瘦的，鼻梁上架副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打交道多了，后来老百姓看得更仔细了，这个人哪，和萧队长不同，一只手喜欢插在裤袋里，上衣口袋别着两支笔。老乡们后来才知道，这个书生模样的人就是周立波。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元宝村知道他的人，还都习惯叫他大老周。
纪念馆里寂寞的老照片和褪色的实物，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同赵大爷话别之后，我便去了纪念馆。守门人正要关门，看见我，便向我这个陌生的客人微笑了一下，然后慷慨地敞开了大门。
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尊周立波的铜像。在他的铜像两侧，是发动群众、诉苦、翻身农人入党宣誓的群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土改的历程。纪念馆不大，但它展览的是我们很难寻觅到的东西，有当年土改工作队穿的土黄色制服，用过的马灯、驳壳枪，还有从地主韩老六家收缴的一个铜盆，六十多年了，依旧铜黄闪亮，这也是韩老六奢侈生活的象征，后来分给了村里的穷人，现在，又成了文物。而我也又一次倍感惊奇，这个地主韩老六也并非虚构的人物，而是元宝村一个真实的地主。
静悄悄的纪念馆里，没有讲解员，从进门到出门，始终只有我一个游客。我问，来这里参观的人怎么这样少？每天都这样少吗？
他点头，又摇头。他说我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是国庆节那时候来，这里可热闹了，村里的姑娘媳妇组成土改文艺演出队，秧歌，二人转，东北大鼓，都是土改时演过的，可以让人大饱眼福。还有电影，人来得多了，就会放《暴风骤雨》。我想，现在，整个世界，或许只有这角落里还在放映那部电影，这里也成了真正的历史舞台。我已经很久没看过那部电影了，但很多场景都是我印象深刻的，萧队长和队员们在一间间灰暗寒冷的农舍里访贫问苦，而那些属于地主的大宅院，则让我们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然后，在《白毛女》充满悲凉又一转为激昂的歌声中，对苦难的控诉不再只有悲伤的泪水，更化为仇恨的烈焰……画面的最后是终于分到了土地的农民，红日高悬在头顶，他们站在自己的土地上，神色庄重。
如果说我在电影中看到了一种真实，那个时代过来人的口述则是另一种真实。
听那位跟我唠嗑半天的赵大爷说，当年元宝村，在土改之后变得格外忙碌起来，粮食打得一年比一年多。赵大爷一边说一边伸着他的长烟袋比划，哪家打了多少粮食，哪家又掀了土坯茅草屋，盖起了新瓦房。
然而，那年头的瓦房现在一间也看不见了，能够为当年历史见证的，也只有纪念馆里那些寂寞的老照片和各种褪色的实物。老照片中有一张土改后为了保护胜利果实元宝村成立基干民兵队的合影，一律扎着皮带，戴着皮帽子，全副武装，看上去就像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正规部队。他们不但要保护土改后的胜利果实，还要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中国农人，是最质朴最懂得感恩和回报的农人。
翻阅岁月中早已褪色发黄的旧闻，浮现出的依然是感人的一幕幕――吉林蛟河一个杨老太太有五个儿子，土改后她先后把四个儿子送上了前线；1947年，河北衡水安平县的青壮农民，在分到田地后，自发组成“翻身独立营”，在母亲和妻子依依不舍的视线里，集体参军，义无反顾。中国农民的力量，从来没有这么惊心动魄地释放出来过，无论是种地、支前，还是打仗。我曾在西柏坡纪念馆里，看到一张东北解放区的老百姓筹集粮食支援前线的老照片，人影已经模糊，但那用麻袋装着的粮食一包包堆积起来的粮山，还那么清晰。
这个全国文明村、亿元村，为传统农耕文明留下最后定格的造型
岁月，真的就像一部电影，一切渐渐隐入远处，越来越不真实……
在一场暴风骤雨过去了六十多年后，岁月的痕迹早已像梦一般逝去。从纪念馆里出来，走在宽敞的村街上，一路浏览着波光潋滟的水上花园，湖心的亭子，健身器械，篮球场，我依然恍若身在梦中。元宝山脚下，有一个金子般的大元宝，大书“天下第一宝”。这，似乎有点俗了，但它很吸引人，很多人都爬到这个大元宝上去照相。
早上进去，傍晚出来，我在元宝村里盘桓了差不多一天。走出元宝村，在那个城堡门口的墙角下，搅拌机正在旋转，又有农人在建造新房。一个白发老人转身，冲我咧嘴笑着，一种充满安详的幸福感，跃然脸上。
谈起往事，老人却长叹，元宝村以前的日子不好过啊。
往事，开始进入另一个年代。土改虽然彻底打破了旧有的土地结构，但没有改变其古老的耕作方式。还有，就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穷折腾，越穷越折腾，越折腾越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村三百多户人家，几乎家家还在吃返销粮、救济粮。吃在嘴里，难受在心里。农民种粮，农民吃粮，咋就辈辈养不活自己？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了又一轮伟大的时代变革，从联产承包到包产到户，和当年闹土改一样，在元宝村人眼里，这几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土改和翻身运动。从三年不变到五年不变，到三十年不变，再到多少年多少年都不变，人心一下安稳了，想折腾就去折腾自己那片土地。自那以后，元宝村就没人饿肚子了，但仍然是个贫困村，直到1984年还欠国家几十万的贷款。
元宝村在地理上没有任何优势，这里远离哈尔滨，离尚志市区也有不短的距离。但元宝村现在是真的富起来了，而且比我见过的许多著名的村庄都要富得更实在。实实在在的一栋栋别墅式小洋楼，实实在在地开着自己的车，实实在在地有着大笔存款。他们把马车保留下来，那是因为他们喜欢，或者习惯。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干出来的。村里人说，元宝村能有今天，靠的是两个人，一是大老周，搭帮他，让元宝村天下扬了名，过了六十年，还有人想来这里看看；二是村里出了个叫张宝金的能人。
我很想见见张宝金这个大能人，可惜，他出远门了。听村里一个副村长说，老张担任村支书后，带头和村人集资办起了个小型木材加工厂，有了第一笔原始积累后，又办成了一次性卫生筷子加工厂。我在元宝村委会的红招牌旁边，还看见了另一块牌子：“黑龙江元宝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这块牌子就是元宝村现在的经济支柱。早在1993年，全村工业产值就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一跃成为尚志市的富裕村。张宝金的能耐还不仅是办工厂，他还看到了这里的文化潜力，着手把这个当年因闹土改而家喻户晓的村庄，打造成“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听村里说，今年的五一黄金周，村里就吸引了好几万游客。
元宝村今天已是全国文明村，黑龙江省的亿元村。元宝村人的富裕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小康水平了。我在心里默默祈愿，有更多的农民的儿子来这里看看，元宝村，这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既在为我们揭示某种历史的存在，也是为即将消逝的传统农耕文明留下最后定格的造型。
陈启文 1962年生，湖南临湘人。1982年开始创作，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初级阶段》、《河床》，中篇小说《城市猫眼》、《颠覆》，散文随笔集《季节深处》等。曾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文学奖等20多项文学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路（国画）■谢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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